第二，货币霸权使美国财政政策能深刻影响他国经济运行。由于各国都需要以美元为外贸主要结算方式并储存美元形成外汇储备，美国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会直接对他国货币汇率施加升值或贬值压力。他国需要就美国财政政策进行政策追随或危机回应，以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负面效应；然而无论他国政府做出哪种选择，都难以避免短期汇率波动造成的外贸受损、美元流动性波动下的资本外流与流动性不足以及为保护汇率所付诸的沉重政策成本。 

第三，货币霸权是美国金融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建制基础。一方面，由于全世界共同分担政策成本，美国可以长期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  因而美国采取金融自由化并不会冲击本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反而有利于离岸金融市场资本回流；  另一方面，美国信用市场上的外国投资不仅强化了美国不断增加预算赤字的能力，也能使美国金融市场长期保持低利率以刺激美国家庭的债务融资消费。  美国金融集团利用此便利大力推行金融市场创新与私有财产证券化，不仅在国内实现了家庭消费的信用化、也成功掌控了全球金融产业的主脉络。 

第四，货币霸权为美国霸权提供关键性的 “粘性权力”。由于货币霸权为美国提供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长期顺差，从而使美国具有承担经常账户逆差的能力，进而使美国进口贸易的公共物品化成为可能。二战后全球经济重建期间，美国采用相对自由公平的贸易机制长期扮演他国最终消费品 “市场提供者”的角色，为他国提供市场动力、交易便利与贸易扩大；他国在实现经常账户顺差后，则将出口所得回流至美国以赚取投资收益。这种制度化的利益转移巩固了美国霸权根基并诱导各国围绕美国内需市场构建外需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促成了 “金融国家对贸易国家”国际分工格局的成型。在这一格局下，各 “贸易国家”一方面需要接受来自美国需求的市场势力，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贸易竞争力被迫承担维系美元稳定的责任，并认同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利益机制的普适性，使得他国自发向美国靠拢并产生对美国经济政策与制度的严重依赖，形成了美国霸权特有的 “粘性权力”。 

（三）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下的贸易霸权 

货币霸权产生于资本与金融领域，并以 “粘性权力”形式建立广泛的进口市场。不过，进口贸易的公共物品化与美国建立贸易霸权并不冲突，因为其贸易霸权的实现形式并非体现在进出口规模上，而是体现在产业价值链上，准确地说是体现在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实现“高端锁定”的链域霸权。产业与贸易的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纵向解体是２１世纪前后经济全球化最为显著的变化，也是链域霸权的建构基础。在产业链分工体系下，通过产业链治理占有产业链租金、进而达到促进经济福利并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保持竞争性的状态，是美国建立新型贸易霸权的主要模式。以美国高新技术工业为典型的大型跨国公司采取 “归核化”战略，将组织边界控制在核心技术研发与生产区间内，将资产专用性较低的非核心部分置入全球碎片式产业价值链合作体系中。该体系将产品的生产扩大至地域与企业间，并在公平交易市场 （ Ａｒｍ＇ｓｌｅｎｇｔｈ　ｍａｒｋｅｔ ）下的各运行实体之间建立合作，或通过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维系关系。 

对于一国企业而言，只有通过寻求全球产业价值链接入才能获得信息对称、技术交流与知识转移，实现产业升级与产品附加值增长。然而在美国贸易霸权下，他国企业在与美国买家形成价值链合作关系后，将面临买方所施加的非公平关系压力，从而扭曲了他国企业的既定升级轨道。  这是因为，当美国企业在全球高价值链域中获得垄断效应后具备了 “参数定制权力”（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 ｓｅｔｔｉｎｇ ），可在产业间与产业内分工、贸易体系内框定对他们有利的产品参数，然后为他国企业提供相应的价值链接口，使他国企业围绕美国企业的价值叠加流程构建当地产业集群。这种集群必然是以劳动密集与低成本为优势原则形成的，虽然能够在大规模生产过程中输出相对于当地收入水平更高的经济福利，却也使当地集群落入 “非脆弱”区间，对寻求突破链域封锁的动机不足。因为在技术与资金匮乏前提下，以全球买家为核心开展贸易要比寻求 “全流程”的追赶通道发展模式具有更高的风险。 

不过，为规避风险而保持既有竞争优势下的价值链合作并无益于本国企业的长期发展，因为所承接产业的类型对本国贸易与工资水平增长的促进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当一国企业持续集中在劳动密集链域内展开合作，这种正效应将难以持续。  而当企业为追求长期经济福利尝试更高层次的工艺创新与技术创新时，低技术加工与组装贸易成为掣肘，因为较差企业间交易复杂性不利于刺激组织自身创新系统的完善与发展。  实际上，这正是美国通过新的价值链治理方式实现对各国企业的价值链压制，这种治理方式被称为 “俘获型价值链治理模式”。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区域的产业伙伴出现南移与西移，开始寻求新的价值链俘获对象。 

由于加强了资源禀赋利用效率与相对比较优势、降低了交易成本、在面对面交易中带动了学习效应，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下全球产业价值链模式显著促进了全球经济福利。中国、东盟、印度等具有一定资源禀赋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纷纷建立能够满足全球买家对产品标准化、质量控制与大规模生产要求的产业集群，只要不威胁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等核心利益，美国企业愿意主动向各国提供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外围技术转移。根据 Ｂｈａｌｌａ等学者研究，无论是采取何种测算方式，得益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整体进步，全球收入分配都呈现趋于公平之势，全球基尼系数由１９８９年的６７．９４ — ６７．３９下降至２０１３年的６０．９２ — ５８．８６ 。不过，美国贸易霸权的核心利益也进而清晰，那就是美国企业在价值分割中对产业链租金的占有权。这种占有权由知识优势与体制优势共同构建：知识优势转化为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以确保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链域的垄断经营。至于体制优势，首先是保持组织治理优势，通过持续性的组织创新建立模块化等新企业构架刺激组织运行效率与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占有产业链租金的效率；其次是依托美国的精英教育体系与移民政策获得全球高精尖人才，反作用于知识优势。这种以知识与体制相互作用的霸权维持方式同样展现了美国霸权的制度性特征。 

三、霸权国亟待制衡之策：美国推行逆全球化战略的根源 

美国并未在国际体系获利、贸易逆差难以扭转、本国劳动者深受经济全球化侵害是特朗普政府推行以针对中国为核心的逆全球化政策的官方解释。表面来看，长期去工业化影响了美国大部分劳动者的从业权利与经济福利，构成了特朗普政府施政方针的民意基础，使得逆全球化政策更像是美国面对国内经济利益分配失衡、贸易结构失衡的一种政治反应。  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也遭遇类似的经济问题而释放此类政治反应，这似乎并不是霸权国的专属。坚持霸权扩散与守势霸权理论的学者指出在中国一直尊重经济全球化规则的现状下，美中双极结构可以保持稳定，  美国没必要在当下拿起逆全球化这一战略武器敲击自己的国际体系准则。然而，挑战不仅来自于全球化规则的挑衅者、也来自于对经济全球化规则的遵从者，因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以经济全球化来维系，而非经济全球化本身；全球化平行趋势、超国家治理趋势、经济多极化趋势等经济全球化自然发展趋势反而在动摇美国霸权，  因为遵从者们在全球化合作过程中所尝试的新利益谈判机制与利益分配方式未必符合美国的霸权利益并一定会削弱美国的参与程度与机制权力。特朗普政府真正关注的是 “美国并未在国际体系中获利”，即并非有挑衅者在诋毁全球化规则，而是有遵从者在全球化规则下获得了 “过多”的经济福利转移与机制权力转移，从而使经济全球化本身在侵蚀美国的霸权利益。美国的解决途径是重构全球化秩序，对这类遵从者展开逆全球化战略。当下，这类遵从者的代表正是中国，已经被美国从战略上作为霸权潜在挑战国对待，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逆全球化战略形式；美国将中国视为经济全球化中经济利益与机制权力转移的最大获益者，具有推动新利益谈判机制与利益分配方式的建构能力与战略动机。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建构成果在价值观、霸权机制与公共物品供给等三个方面已经侵蚀美国的霸权利益。 

（一）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模式 “价值观冲击” 

中国模式是中国自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内部改革模式与改革路径，随着中国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其内涵。不过，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称为 “北京共识”，并放置于新自由经济价值观为根基的 “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将中国自主经验异化为一种具有国际推广性的建构机制，从而使美国认为中国模式表现了中国运用全球化规则 “另起炉灶”的战略野心。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通过以下独特性提升经济利益：第一，强政府执行力与企业活力的结合。中国非常重视政府在宏观调控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为企业规模集聚提供必要的内部环境。中国的强政府执行力集中体现在所有制改革与相关资源的供给能力上。在所有制改革中，中国一方面加强公有制在国民经济命脉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推动私有化、国企有序淘汰与私有制经济的发展，给予充分的社会与物质资源支撑企业创新精神的发育；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公有制与私有制在规模与创新上形成良性互动，从而达成 “大卫与歌利亚共生”（ Ｄａｖｉｄ － Ｇｏｌｉａｔｈ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状态。 相关资源的供给能力则是指政府对国家凝聚力与集体产品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