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确实，从2月10日开始，很多地方逐渐复工，但实际操作中还是遇到了困难，一定程度上影响复工状况，比如外地人返程开工，但到了工作地方首先还得隔离14天，再比如大城市之间可以往返，但小地方之间暂时出行不便，西安到上海可以，但延安到西方不行，等等。
张军：这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局部最优跟全局最优的矛盾。比如延安不能到西安，可能在西安和延安看来，这都是一个最优决策，但由于不能从延安到西安，所以影响了从西安回上海，所以上海其实是做不到全面复工的，如果继续把这个逻辑再放大下去，这可以马上看到局部跟全局的不一致了。
但我的想法是，在我们不可能满足实现全局最优的条件之下，让每个局部选择最优政策，我觉得这是一个次优结果。
观察者网：中国经济关乎世界经济。稍早前WHO宣布将中国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多国对中国公民入境发布限制措施、中断航班或发出旅行安全警示。首先，就世界范围来看，疫情对全球进出口贸易、跨国企业会产生多大影响？此外最近有日韩企业因为中国疫情延期开工，也可能陷入停工，因此也在寻找一些替代方案，这就涉及到供应链转移或取代问题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军：跟2003年相比，那时候国际社会虽然也关心中国SARS疫情，但很少出现限制中国公民入境或暂时取消部分航线等情况。因为2003年时中国人的出境规模相对较小，从边际上来看，分散到每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流量都很小，所以不会采取严格措施。
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每年有这么大规模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旅行、商务活动等等，输入型感染概率要比17年前大得多，每个国家都会变得非常谨慎，肯定会实施限制性措施，这一点我们要能够理解。
这反映了两个区别，一是在当前全世界人口流动中，中国人所占比例实在太高，二是17年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区段中的地位相对比较弱，但现在不一样，很多中间品、零部件的生产都在中国大陆，一旦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开工，对整个产业链的冲击就会很大，特别是对下游企业。很多汽车厂商的库存，坚持一个月也许没问题，但如果中国疫情时间拖得很久，很多工厂不能够在预定时间内开工，将对整个汽车产业的增长产生较大干扰。
受中国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日产汽车、韩国现代等车企因零部件供应中断，关闭其国内部分生产线。资料图：韩国蔚山现代工厂
对全球来讲，这两个原因是很难避免的。很显然，疫情时间越短越好，持续时间越短，我们的恢复能力越强，对全球影响就会越小，所以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疫情持续的时间。只要大多数工厂能复工，很快会逐步恢复产业链的生产能力。
而且，我预计疫情结束以后，今年下半年中国人的出境人数会反弹得很厉害，有出行计划的人会倾向于选择国际线路，因为国内很多地方毕竟遭受疫情冲击，服务消费会有影响，游客可能也心有余悸，所以到海外旅行度假的人数会反弹得很厉害。
但是，很多国家也会很矛盾，一方面需要对来自中国的人口流动加以一定限制，另一方面如果持续疫情时间很长的话，对他们的旅游业、服务业会有较大影响，比如奢侈品市场，今年全球奢侈品市场会有不小打击。也许在平衡之下，初期肯定有限制人流等措施，后期如果中国防疫成效较好，WHO取消“PHEIC”之后，情况会更好一些。所以，全球经济情势暂时会受到影响，中国人在海外的购物、商务活动会受限制；一旦等到放松，势必会反弹，就全年来讲，可能还会补回来。
我在辛迪加报业的文章，其实就是告诉外国读者，要对中国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中国有强大应对能力，试想如果换成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许情况就会很糟糕。
观察者网：另外，还想问一个比较长期性的问题。去年以来，国内非常热衷讨论中国营商环境问题。那么，公共卫生是否会被作为评价当地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这次疫情过后，中国营商环境是否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尤其是外资企业，可以有些什么弥补措施？
张军：这次疫情之后，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会高度关注和改进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最主要是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防风险”，当然这个风险是“公共卫生风险”。
改革开放这些年以来，我们可能没有特别在这方面下功夫，风险管理问题是一们科学，特别是中国有14亿人口，如何防止传染病、病毒感染，应急体系、公共卫生该如何运行等。这次应该是暴露出了很多治理层面的问题，会让中国政府下定决心改革。如果说SARS以后进步得不是那么快，那我觉得这次应该会有更大程度的改善。
所以，即便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作为评价营商环境的要素，我觉得也不至于给中国打很低的分数，因为跟其他发展中的转型经济体相比，中国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就中国营商环境来看，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明显优于其他内地的一些地方。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打分，连续三年都是以上海为样本，这当然有偏误，但说明了起码在中国发达地区，这方面相对来说做得更好。
总体上，这次武汉新冠疫情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可能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还是信息透明度问题，还有一些法律包括公共卫生防疫法在内，会涉及到保密问题，而保密有时会导致信息滞后，由于法律原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及时作出反应的机会。类似这些方面都要进行相应改革，比如如何让地方政府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发布疫情的相关情况。让信息更加透明，可能是国际上最关心的问题。试想如果武汉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就不会导致春节前有500万人离开武汉，而这些人群可能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疫情的主要源头，到了1月23日武汉封城，假如类似紧急举措能往前推十天半个月，那影响范围会小很多。
另外，突然扩散的疫情也暴露出地方在公共卫生层面的供给能力，涉及到整个中国的医疗体制问题。感染人数那么大，放在哪个地方都会出状况，几万人感染再加上正常的病床需求，当地医疗机构肯定是满足不了。再者，疫情是有感染几率的，即便想把病人转运到别的地方，在中国可能也会引起地区间的很大矛盾。上面这些例子，今后都会成为我们要着手解决的比较重要的问题。这次疫情或许就是一个半自然实验。
观察者网：那么就经济学来讲，这次疫情是否会对经济学内部所讨论关注的要素产生一些新的突破？
张军：就经济学界，长远来看，可能让学者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对经济的影响，而是未来中央地方的治理关系以及对我们这个体制本身的效率评估问题，这个可能是更深远的。另外关于风险管理、应急体制改革等，可能涉及到交叉学科，比如管理学、系统工程，信息科学等。目前我们在这些方面也许还不是太重视，未来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机构需要大量资助这一类的研究。无论如何，中国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