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但是有一个情况是，我们站在当下和2003年SARS比较，2003年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非常快，GDP增速肯定比现在高得多，再者2003年中国加入WTO不久，经济发展有很大红利等。但目前来看，今年初还有经济增长“保6之争”，所以在考虑新冠疫情结束后的经济反弹时，是否该考虑到平台期因素？

张军：这个问题恰好说明现在跟17年前，这两个时段内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是不同的。17年前是一个加速的趋势，GDP超过两位数的增长，那么后面反弹时也会反弹到10%以上的增长轨道。但现在是6%的增长趋势，之后的反弹也就是到6%或者稍微多一点，不可能在当下反弹到两位数的速度。2003年有世贸红利，有房地产，也有基建等等，只是说明当时的增长趋势是两位数。两个不同时间段的趋势性增长是不同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速的反弹幅度也是有差别的。

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当经济学家说经济会在增长率的基础上反弹的时候，不是说这种反弹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不是说完全不需要用政策调整就能实现。就像环保一样，我们说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以后，环境质量会提高，这不是天然的或自动的，而是说当经济发展到那个阶段以后，人们开始重视环境，有意识地朝这个方向去用力，才会有环境的改善。所以，疫情结束以后，经济反弹需要政策调整，其实现在就在进行政策调整，包括各地针对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行业出台扶持政策，特别是服务业，而服务业中，中小微企业又比较多。

举一个最简单例子，一个饭店如果几个月不开张，就没有流水，但老板要支付员工工资，要付房租，这种压力测试下，如果坚持一个月可能还行，如果坚持两个月，能支撑下去的比例就会很少，如果坚持三个月以上还能付得起房租，这个比例就不多了。所以，这时候就需要鼓励地方政府就是出台很多纾困政策。特殊时期，财政上需要承受更多的赤字，短期内财政支出要加大、财政收入要减少，因为要让利、给企业减税降费，这就意味着政府的财政缺口可能会拉大一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眼下碰到的是一个特殊事情，就像战争时期，国家要加大财政开支，是一样的道理。

事实上，现在各地都在实施类似的应对举措。疫情还没有结束，考虑到我前面提的压力测试问题，如果政府这时候不推出纾困政策，很多企业不见得能挺过去。为了减少日后经济反弹可能遇到的一些不确定性，现在就要出台政策。而且，我觉得政策方面可以灵活加以调整，包括金融层面，比如贷款、国债、地方专项债等等，也都能帮助实体经济——第一能挺过去，第二能保存实力。今后随着疫情的控制，需求会开始反弹。而需求反弹，很多企业包括服务业企业都会加速开工，迅速恢复产能，这样一来就能推动经济反弹。

观察者网：确实，稍早前餐饮业西贝董事长在采访中提到最近会面临很大的经营难题。但现在有点不确定的是，很多纾困政策，比如减税降费、中小企业贷款融资等，尤其是后者，能否保证其真正落实到位？其实关于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过去一直在讨论，但关键在于没法实实在在的落地，您对此怎么看？

张军：我想我们的地方政府还是比较关注当地日后的经济复苏，关注疫情冲击所导致的当地失业问题。过去我们也讲减税降费，营商环境，支持中小微企业等等，但这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因为在经济没有遭遇重创的时候，感受不到危机，很多地方政府也会有惰性，对上述问题落实不力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现在遇到紧急情况——都不需要看统计数字，只要看新闻就知道很多行业都在面临困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决心肯定要比之前大。

再者，还牵涉到将来疫情结束后，各地经济反弹复苏程度如何，这是一个横向比较的问题。在中国治理模式中，横向竞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所以地方政府都会关注，希望自己所在地的经济能够比其他地方复苏得更快，就业问题更有保障，平稳渡过这段特殊时期。现在可能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让地方政府痛下决心，这可能会跟以前有些区别。

同时，我也觉得目前紧急状态下出台的政策，有一些其实应该延续下去，因为这本来就是改革的一个方向或目标，并不是疫情过了以后，这些政策都要收回。我看到最近上海发布的28条措施中，也提到疫情以后平均可以再延长三个月。当然，其中有些支持性政策不需要收回，比如政府减少企业税费等等，原来就是改革目标，只是还没有达成，现在在能做到的情况之下，其实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另外有一些临时性的，以后可以收回。浙江义乌，企业包车接员工返岗。

图自微信号“义乌发布”

观察者网：近两周以来，争论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过度防疫与经济停滞。一是全国很多地方延长假期、推迟复工，二是几乎全国性地出现高压防控政策，尤其在一些疫情并不是很严重的地方，有人认为过度防控或恐慌或导致正常的生产生活停滞，经济、民生、物流等压力变大，反而不利于防控。不过，也有人认为要先把疫情控制住，再来开展正常工作。防疫与经济似乎存在了矛盾，您怎么看待，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性？

张军：可能前两个礼拜处于信息不是很透明、比较杂乱的情况之下，人们宁可信其有，即便这个地方不是那么严重，也会采取同样严厉的政策。因为这是一个防御问题，“防”主要是两方面，第一要找到病源，比如当地有没有从武汉来的人员；第二要防止传染，现在主要就是居家隔离，每个省市县乡都会采取同样的措施。

这是一个博弈论问题。这些措施导致的全局性结果肯定不是最好的或者说最优的，但它是一个次优结果。因为现在无法满足最优结果所需的条件：最起码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搞清楚我这个地方有没有感染源？有没有能力识别出感染源？即便找到了感染源，需要通过相对科学的做法防止感染源在人群中扩散。所以，当大家都需要时间来搞清楚这些问题的时候，每个地方都会“宁可信其有”，采取比较极端的做法，所有东西都逐步停止。从全局来看，这不是最优结果，但它是一个局部的最优结果，即每个局部都会认为这是最佳选择，但整合起来从全局看，就是一个次优结果。

随着时间推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过去了，很多情况看得比较清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防护等，这个地方会发现新感染病例数开始下降，说明情况出现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都开始强调差异化，每个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疫情状况，可以逐步复工、错峰返程，也强调各地不得妨碍交通运输、物流等，鼓励大中小学可以错峰开学等等，更多的政策权力逐步交给地方，让各地根据自身条件对之前的统一政策进行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