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重构贸易新规则手段：美国会不断拉拢和汇聚多方力量，欲意重构全球贸易新秩序。美欧日贸易官员已经进行了五轮贸易会谈，重点聚焦于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都旨在重构全球贸易新秩序，由此产生的贸易新规则将使得中国经济处于非常严峻的不利形势。在经贸规则领域内，美国正在基于多边贸易体制WTO，通过国际补贴规则的修订对中国施压。因为美方在中美谈判中所强调的结构性调整、最终谈判结果的执行机制等，都与本轮补贴规则的新动向息息相关。此外，特朗普政府声称将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来解决这些长期关切的问题。为了达到修改WTO贸易规则的目的，美方以WTO需要改革透明度问题为由，自2017年7月起开始阻挠WTO争端解决机构（DSB）上诉机构启动法官候选人甄选程序。除非WTO改变规则，否则美方很有可能让WTO最重要的仲裁功能出现事实上的瘫痪。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经济霸权，通过施压、试图改变WTO某些规则，如修订国际贸易规则，来对中国提出新的约束条件，达到美国在长期内合法地谋求“美国利益优先”的目的。由此，中国要发展开放型经济，希望与发达国家一起合作共赢，就必须考虑他们对“市场经济”的某些关切。事实上，作为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缔造者、积极建设者和获益者，中美双方有理由实现合作共赢。
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新动向的决策建议
第一，坚持与特朗普政府磋商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目标是发展中国经济、保持美国市场和扩大企业就业，以不谈崩、谈不崩作为底线。中美在第七轮经贸高级别磋商之后，就已转向围绕贸易协议文本开展谈判。中美第八轮至第十一轮乃至更多轮次的经贸高级别磋商和会谈，都将围绕贸易协议文本逐条逐字地进行磋商和谈判，都旨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但是，中美之间围绕经贸磋商的问题分歧依然存在，并无法通过签署一纸贸易协议文本就能够解决。2018年中美第三轮经贸高级别磋商达成的“5.19联合声明”曾被特朗普单方面毁约就是很好的证明。2019年5月5日，特朗普又发布两条推文，突然转变态度，对中国商品强征的关税于5月10日开始从10%上调至25%，将中美经贸谈判推到了悬崖边缘。为此，中方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和耐心与美方进行更多轮次的磋商会谈，并随时准备好应对特朗普在中美经贸摩擦谈判中毁约的反复行为。美国目前是，未来仍将是中国外贸出口最大的目的地。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中双边商品贸易额达6359亿美元，比2016年的5782亿美元增长10%。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仍高于美国对其他伙伴的贸易逆差，达3752亿美元。特朗普就任总统一年后的2018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4192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11.6%（增加436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额为1203亿美元，比去年下降7.4%（减少96亿美元），而美国从华进口额为5395亿美元，增长了6.7%。[14]由此，中美贸易不平衡成为美国对华经贸摩擦的焦点之一。鉴于美国市场在中国对外出口中的极端重要地位，应以不谈崩、谈不崩作为中美经贸摩擦谈判的底线。
第二，中国需要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坚持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全面挂钩，并揭露特朗普政府正在破坏全球价值链。目前，美国决策层有一个倾向，就是希望摆脱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关系，让中美经贸关系“脱钩”。具体表现是，美国此次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只对极少数美国在华企业进行豁免，而对其他绝大多数美国在华企业、其他国家在华企业都没有网开一面，其用意就是迫使这些企业回流美国或转移到其他国家，很可能导致这些企业将加工链条转移回本国或者劳动力成本更低、产品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国家或地区。假如真的出现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大举转移出中国，就不仅会直接损害外资企业为中国带来的就业、技术溢出效应，更将直接导致中美经贸关系“脱钩”、中国与全球供应链“脱钩”的风险。对此，2018年9月24日，中方发表《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曾指出，“中国将着力构建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中国尊重国际营商惯例，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中国鼓励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并致力于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始终坚持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在华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对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的行为将坚决依法惩处”。[15]并且，中国将以未来持续的进博会为契机，打造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促进中国行业企业与国际上游企业合作，更好地对接国际先进制造业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形成跨国企业持续对华投资的吸引力。参照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大陆的位次已大幅上升，位列第46位（据世界银行2018年数据）。因此，我们要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致力于营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加上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有充分理由相信良好的中国经营环境将吸引外资留在中国，从而维持好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挂钩。
第三，中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再创经济辉煌，不要为“美国利益优先”战略下特朗普对华经贸摩擦升级所中断。现实世界中，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利用强势美元升值期窗口和美国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优势，不断对华制造贸易摩擦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别经济体，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怎么办？一方面，中国经济“长大了”，就要面对烦恼、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在中美经贸摩擦中，中国需要明确定位自身发展中经济地位、贸易大国地位和人口大国地位，需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目标是发展中国经济、维持好美国市场和扩大企业就业。正如中方白皮书指出，“中国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将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降低关税，建设透明、高效、公平的市场环境，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第四，中国需要审慎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广度、深度和时机，要做到放得开、管得住。按照“十年一个弱势美元贬值期、交替六年一个强势美元升值期”假说，则2015～2020年这六年是强势美元升值期，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不断制造贸易摩擦甚至地区动荡，重点恶化中国外贸和外资投资的不确定性，意欲修剪中国的“羊毛”。美国“剪羊毛”和“割韭菜”的强势美元升值窗口期还剩不到两年的时间了，中方需要审慎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广度、深度和时机，要始终将金融监管放在优先位置考量，做到放得开、管得住。再咬咬牙，继续与美方进行贸易磋商，熬过这一年半的艰难时间，后面随着美元弱势调整周期的到来，世界将充盈着美元的流动性，中国的外贸和外资环境将在2020年末得到根本性好转。究其原因，截至2019年2月美国国债总额已超过22万亿美元，已没有国家有实力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结果要么是美中重新磋商谈判、期待着中国等东亚国家继续购买些美国国债，要么只能是美联储自身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同时大规模向市场注入美元流动性。
第五，中美双方需要重视在禁毒领域、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重大问题上的更重要的合作。中美两国作为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缔造者和积极建设者，需要积极通过高级别磋商谈判来缓解双方经贸摩擦张力，以避免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加剧影响到其他领域更为重要的合作。预计中方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显著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能源、工业品等，以削减特朗普所期待的缩小美中贸易逆差。除了贸易之外，中美还有更进一步期待的成果，包括层级上升为两国领导人会谈，以及中美在未来合作上取得两个重要支撑，包括中方同意将芬太尼（fentanyl）列为管制物质，以及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因此，中美两大国既需要本着求同存异的积极态度解决彼此经贸摩擦关切的问题，同时更需要重视双方在“禁毒”领域、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重大问题上的共同目标和合作，促进互利共赢而非进行大国对抗。[16]正如刘鹤副总理于2019年5月11日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中美有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面对诸多的共同的敌人，只有双方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17]6月17日，USTR将举行公开听证会，随后再一周进行评论。这意味着USTR可能对华实施关税的行动最早将于6月24日开始。这将为中美双方在20国集团首脑会议之前提供一个难得的磋商谈判的时间窗口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生产网络与知识产权保护下中国外贸竞争力提升目标和路径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行业生产网络下创新保护与中国企业外贸竞争力提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5AZD058、17JJD79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