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算术都不好，怎么实现“交易的艺术”？

3、将美国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完全置之不理。特朗普从竞选总统开始到现在，始终将“成功商人”和“交易艺术”挂在嘴边，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懂经济，爱民生，熟悉业务的能力型大统领，以此区别其所不屑的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人间疾苦的华盛顿建制派。不过，显然这次在关税的问题上，相关机构的研究结果并不这么看。

世界贸易伙伴公司（worldwide trade partnership, LLC）在2019年2月就发表了题为《关税对美国经济和就业机会评估》的研究报告，报告的数据是比较冰冷的：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征收25%的关税，一年将导致美国损失934,000个就业岗位，以及家庭（按照四口之家）每年支出增加767美元；如果将剩下的3200亿美元对美出口一并征25%的税，一年将导致美国损失210万个就业岗位，家庭每年支出增加2000美元；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对关税的消化能力大致在10%左右，超过10%的关税增加额度必然体现在最终消费者的支出环节，无论是个体消费者还是制造业企业。

当然这个压力有一个传导的过程，根据美国零售业联盟（NRF）分管供应链和消费者政策副主席Jonathan Gold的评估，如果关税水平持续维持在25%的水平，那么短则数周，长则数月，关税导致的物价上涨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和负面影响，就会在美国真实地出现。

落后的知识结构，扭曲的决策团队，以及具有显著缺陷的个性心理特征，共同导致了特朗普以这种看似凶狠、实则严重损伤美国中长期利益的“自残式要价”，对中国使出了显然不具可持续性的短促突击，并谋求在真实代价暴露之前的窗口期内获得某种决定性的回报：在心理和精神上压倒中国，迫使中方作出重大让步。

面临美国的压力，中国当然不可能是完全无感的，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美方要价内生缺陷的同时，需要准确认识和理解中国面临的真实压力，避免出现“不战而降”、“惊慌失措”以及“被动等待”等不当应对，以勇敢夺取中美战略博弈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1、准确区分“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产业链挤出”，避免过高估计美方极限施压的实际效果。

在此轮美方施压消息传来之后，部分企业从中国大陆转移至其他区域的案例，被论述成“产业链正在被挤出中国”，并引起了人们的担心。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之前，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就已经在进行之中；其次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特殊性，以及对美国的冲击和挑战，主要不是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在进入全球产业链之后，持续不断地从低端向中高端移动；第三，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的分析，不能始终机械地局限在以工资衡量的人力成本领域，而需要结合相关产业的整体需求，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判断。

简而言之，与其说现在出现的“部分企业外移”，是所谓美方贸易战压力下的“产业链挤出”，不如说是加速了本就在进行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进程。

2、辩证理解作为理念的“创新”与作为现代生产活动组成诸环节的“创新”，避免机械化理解导致陷入“美国靠创新，中国只能被玩死”的错误认知框架。

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竞争，是一种系统化的综合性竞争，不是由单一环节的局部特征所决定的。从冷战结束至今，中美两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级别的相互嵌套和依存，这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进程，是覆盖创新、产品、制造、市场等诸多环节的完整体系，是主要由市场逻辑驱动下客观形成的。

对理性的市场投资力量来说，美国的创新，在中国加工制造，然后在全球进行销售，是能够带来最大回报的一种安排。如果说美国在创新端对中国形成了比较优势，那么中国在产品制造等环节对美国也形成了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决定了中美两国合则两利；一定要切断，要折腾，那么两伤，就是注定的；坚定地用单一环节的比较优势来论述可以取得美方全胜，中方全输的结果，既不现实，也不科学。

3、从历史比较案例中认清中国的国家利益取决于对美方霸凌的坚定回应，放弃“微小让步换取转圜空间”、“无条件顺应美方要求换取美方认可与欢迎”、“被动等待世界局势有利变化”等三种代表性的错误认知。

中方要实现的是自身的发展，这种发展必然带来全球范围利益的重新分配；美方要实现的是对优势地位的维系，不仅要保持有利的分配方式，即美方获得的收益在绝对数量以及增长速度两个方面，都比中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要高；同时还要消除对美国霸权地位可能的威胁，就是不允许其他国家实现在产业链上的自主移动。

1980年代，日本曾经对美国构成过威胁，美方通过强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的方式，消除了这种威胁，在此过程中，美国没有因为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军事盟友，在意识形态上属于西方阵营，就对日本手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