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并不意味着排斥构建规则。我们说“一带一路”不以规则为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制定规则。从外部环境来看，大国正在构建与“一带一路”相抗衡的区域合作机制。印度莫迪政府在拒绝参与“一带一路”的同时，正在致力于把涵盖南亚、东南亚七国的“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计划(BIM-STEC)”尽早升级为自由贸易区；日本和印度共同倡导构建“亚非增长走廊”；韩国文在寅政府提出了“新北方政策”(针对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机制)与“新南方政策”(针对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机制)；俄罗斯政府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概念 等。这些倡议和机制不仅与“一带一路”存在高度重叠，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将以构建区域合作的机制化为目标，有些干脆明确宣称是应对“一带一路”。从“一带一路”的内部运行机制来看，贯彻义利观需要协调好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予与取的关系、微观层面目标与宏观层面目标的关系。这都需要有相应的规则和机制化安排作保障。

第三，发展导向与区域主义相结合有助于“一带一路”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一带一路”与全方位对外开放做了明确的表述。我们认为，相比此前的对外开放，全方位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开放的地域空间是全方位的，从东南沿海开放为主扩展到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开放的方式是全方位的，从以“引进来”为主转向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开放的机制是全方位的，从贸易投资自由化机制扩展为多种形式的开放机制;开放的内容是全方位的，从贸易投资领域开放扩展到“五通”领域;开放的目标是全方位的，从服务于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提升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开放并不排斥其他形式的开放。在推动“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的同时，中国将继续推动在多边领域的合作;在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同时，中国将继续推动与其他地区的国家合作;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快构建自由贸易园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开放载体。

第四，发展导向与区域主义相结合有助于“一带一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大国的崛起都需要提供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英国在崛起过程中为了适应工业革命与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提出了自由贸易理念，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为了应对冷战格局、适应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提出了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同时也继承了自由贸易理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为改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适应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向世界提供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当今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治理赤字”“民主赤字”与“发展赤字”，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后奉行反全球化理念，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以说恰逢其时。就其内涵而言，政治上，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从这种表述中可以看出，合作与共赢是这一理念的核心，责任与利益共担是这一理念的基本原则，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是这一理念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自由贸易理念和民主、自由、人权理念，为全球治理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但这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与区域主义属性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要求。

六、 结论

围绕“一带一路”是多边主义属性还是区域主义属性的争论看似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它对“一带一路”的治理结构和建设路径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多边合作机制和区域合作机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合作机制，对“一带一路”属性的判断不仅关乎成员国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关乎合作的路径与方向。

究竟应该赋予“一带一路”什么样的属性不能只考虑它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它的可行性。影响可行性的因素包括: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中国能够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类型以及秉承正确义利观的要求。考虑到这些约束条件，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在初级阶段就被赋予多边主义属性是缺乏可行性的，而应赋予其区域主义属性。同时，我们并不否认“一带一路”最终要具有多边主义属性。“一带一路”的区域主义属性与发展导向特征相结合将为最终实现多边主义属性奠定基础，进而使其能够充当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平台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本文来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转载仅用于学术研究与人文交流，若有异议请及时告知，以便做适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