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国外交

从国家身份类别的角度看，近代史上中国外交经历了两个时期：弱国外交时期和转型中国家的外交时期。

弱国时期外交：从敌对到合作，从闭关自守到融入式崛起

中国弱国外交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段。

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意识到国家落后，被迫开放。该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沉沦，引发国人极度压抑、愤怒与抗争，并不断寻求突破之策。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又推行全盘西化。北洋时期曾经实行西方民主制，但未成功。外交上一度采取以夷制夷、洋务运动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有文章记载清政府曾三次请求美国帮助维护其在东北的权益，来抵制日俄对中国的侵略，但均未成功。这段时间，中国也试图通过接受国际秩序维护自身的利益，包括全面接受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原则和理念，例如，国家主权、独立和平等。历史上中国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只有“天下”概念，皇帝是授命于天的主宰者。近代中国为了自卫，接受西方国家的理念，强调国家主权。

回头看，这段时间的外交效果不好，战争被打败、领土给割让、主权不断丧失、内忧外患、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当然，那时也没有强国认为中国是威胁。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系统化、理论化，使它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这段时间中国实现了独立自主，建立了一个统一高效的政府，解决了国内分裂和内乱问题，并且有效地维护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先对外开放，后闭关自守。对外开放指先全面学习苏联，与苏联分裂后开始闭关自守，此外，不认同甚至宣称要推翻现存的西方国际秩序；在对外经贸关系中，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外交上，先是非常务实。尽管打了一场朝鲜战争，但是1950年代中期，做了很大的努力改善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后来将两个超级大国都变成自己的敌人，使自己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然后再转向务实，缓和中美关系。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上，不同时间态度不同。

这个时期的外交效果不好，突出地表现在尽管国家实力不强，但却被世界主要强国认为是威胁，几次走到战争的边缘。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此时中国继续保持独立自主和高效强大的政府，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大力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资源来发展自身。对外在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通过融入和利用现存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外交上淡化意识形态，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而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当头不扛旗，韬光养晦，务实行事，量力而行。

从效果来看，这一时期的外交很成功。国家综合实力急剧上升，上升速度超乎想象。同时，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安全环境实现了近代史上的最佳——既没有强大的敌国，也没有外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风险。

转型时期的外交：在挑战中发挥大国作用

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气势宏大，影响深远。外交上奋发有为：开展主场外交、建亚投行、倡议“一带一路”、强化海上维权、提出“命运共同体”；在诸多国际事务上展现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中国气派；可以说，外交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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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特别是中美关系紧张，不少国家对中国崛起表示担忧。

挑战不断增加主要有五个原因。一是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矛盾凸显，使得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特别容易进入恶性循环或恶性互动的状态。其他国家想知道中国未来会做什么？而此时的中国自己也在思考和探索。因此，国际社会就开始从最坏的角度加以揣测。如何让世界对中国崛起放心是新时期面临的巨大挑战。

二是崛起中的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和保持中国特色的矛盾突出。一方面，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在与外部世界相融合。我们是世界主要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还加入了不少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机制。另一方面，我们长期形成的独特的治理方式与发达国家的治理方式还不兼容，比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比较多，这一轮中美经贸关系出现紧张就凸显了这方面的问题。如何化解由此而引起的冲突也是新时期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是崛起中的中国“搭便车”和“开车”矛盾凸显。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搭便车”越来越难，于是越来越多地需要“开车”——以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如何适时调整心态和做法也是新时期处理好对外关系面临的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