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中国从美国进口大量芯片，必会影响日韩对华关联出口

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生孙一飞：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世界经济格局，除了两国之间高层谈判之外，是否可以引入通过国际争端通过国际法庭或者国际法院，通过国际法规规则，国际仲裁方式解决，这种方式是否可以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缓冲提供一种新的方案？

贾庆国：中美贸易摩擦确实不单是中美间的问题，也是国际贸易问题，将对世界未来的经济秩序、贸易秩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有的影响是负面的，比如特朗普要求贸易平衡，最好是美国从中国进口多少东西，中国就得从美国进口多少东西，零赤字、零顺差，这是十九世纪的思维，那时一国对外出口物品百分之百是本国制造，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生产加工已经全球化了，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东西，包含了很多中国从其他的国家，包括从美国进口的专利技术和芯片，真正中国生产的东西出口到美国的并没有那么多。我们现在可能会同意大幅从美国进口，大幅减少对美国的出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幅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进口，现在韩国、日本很担心我们从美国进口大量芯片，因为这会减少这些国家对华的芯片出口量。中美贸易协定直接的后果，就是对现有的全球化的分工和产业链造成破坏性的冲击。

跨国企业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淡化国家色彩，凸显股东利益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国内经济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过去，我们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需要较高水平的保护。这一轮谈判之后，我们的市场开放将会比过去期待的更快。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要么加快改革保持竞争力，适应这个新形势，要么出局。还有一个冲击是中国企业，尤其是跨国大企业，在进行公关时不能像过去那样表示爱国了，因为这样做会对其境外生意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华为的领导对外称自己是中国企业，也是全球企业，对所有客户负责。有一次我去加拿大参加中加对话，当时一家中国石油公司正在收购一家拥有大量页岩油的加拿大石油公司，加拿大国内在该收购对加拿大的能源安全、国家安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上争执不下。石油公司的参会代表在发言的时候表示，该企业一是中国的企业，二是跨国的企业，首先要对股东负责。因此，当企业做大到一定程度，成为跨国企业的时候，就需要淡化国家的身份，才能更好的为企业的利益服务，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面对这些新的挑战，在国企问题上，我们也许需要有一些创新和改变。新加坡也有国有资产，但它不直接经营国企，它通过淡马锡国家投资公司，从事市场投资。哪个企业做得好、有潜力，就投哪个企业，做不好、前景暗淡就撤出。这种经营国有资产的做法很好，既可以避免国企对市场正常竞争的扭曲作用，又可以有效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内的国有企业，国家直接控制，直接管理，为了避免由于工厂倒闭或公司倒闭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赔本也要保住，于是要求银行给它贷款，允许它赔本生产商品。这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占用了大量银行贷款，增加了过度供应问题，扰乱了市场。过去，企业规模小，影响的主要是国内市场，现在规模大了，开始影响到世界市场。总之，这次经贸磋商的结果将影响多个方面。中国可能需要某些反思，美国也需要某些反思，别的国家也需要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更加公平有序的国际经济体系。

与美国的贸易磋商迫使中国加快国内改革，向各类短板开刀

国企干部苏舟：谈大国外交，离不开大国的兴衰。从战略态势上看，中美之间从国运上大致经历了什么历程与阶段？在发展阶段上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作为领先的中国国企应该采取何种策略？

黄仁伟：刚才说了，我们目前与美国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补中国自己的短板是最重要的任务。不论是制度的短板还是技术的短板，不论是文化和人的素质与价值观的短板，这一任务非常之艰巨。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打击我们，迫使我们寻找自身的短板，也是他的“贡献”之一。在我们自身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取得优势，反而会把自己压倒。

从现在起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将处于一个艰难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提倡“一带一路”建设，但其每条路上都充满着荆棘与各种各样的障碍。我们要多思考一些我们的困难与挑战。最近一段时间，对外，我们应放慢速度。对内，应加快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速度，外松内紧，这是这一阶段应有的战略态势。

（整编：金梦、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