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积极携手中国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是2018年的最新进展。5月，李总理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商定设立合作机制。日本政府在《基建系统出口战略》修订版中首次加入了推进日中合作的内容，目的在于推进中日民间企业在第三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9月25日，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于在北京举行，双方有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经济团体代表与会，共同推进两国企业在第三国开展基建项目具体化。

四、“一带一路”面临的外部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新时期全球化更新和全球治理变革的引领者，在世界上有着热情的响应者和支持者，但同时不乏怀疑者甚至破坏者。由于“一带一路”覆盖地域广大，必然涉及复杂而巨大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制度、民族宗教和历史习俗差别。这些差异性本身既是发展的资源与机遇，又是误解、隔阂和冲突的根源。

（一）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

过去一年，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政策日益凸显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思维。2017年10月，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与印度官员会晤后不久，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有很多带很多路，不应有一个国家主导‘一带一路’，而且‘一带一路’穿过有争议领土，显示出其脆弱性。”2018年6月，马蒂斯在海军战争学院演讲时再次提到“多带多路”，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为了“以明朝为模板，要求别的国家变成朝贡国，向北京叩首”，并“利用掠夺式经济给别国套上大量债务”。“多带多路”论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有一定的市场，它意图将其他国家倡议的经济走廊和投融资来源，比如日本和印度提出的“亚非增长走廊”，与“一带一路”对立起来。

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初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描述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重新施加影响力”，并“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以为其所用”。2018年9月底，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了一份名为《如何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报告，认为中国想借助“一带一路”打造一个不同于现行体系的国际秩序，而这将在地缘政治、商业和治理和发展等多方面给世界带来风险。报告建议美国推出一个强调“自由、公开和可持续发展”的美国愿景，展开公共外交攻势，抗衡中国“一带一路”的宣传，调动资源做出全面回应。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指责中国利用“债务外交”扩大影响力，因为中国向亚、非、欧以及拉丁美洲的政府提供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贷款，但这些贷款“条款隐晦”并且中国是“主要受益者”。彭斯还称美国正在精简国际发展和融资计划，并准备签署《建设法案》，将美国海外投资机构融资上限提高到600亿美元，为印太地区国家提供“公正透明的选择，以替代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美国将加大推动印太战略的力度，来对冲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获得的国际和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

（二）民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

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曾经领导过两次全球化的英国和美国成为脱欧和逆全球化的领头羊；曾经主导过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国际组织在重塑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过程中举步维艰；曾经推动过自由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达经济体正在转向保护主义。”虽然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发达国家，但国民财富的大幅增加并未在其内部获得均衡的分配。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是许多西方民众在民粹主义的煽动下将人口流动和自由贸易视为自身政治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因此，由中国倡议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必须面对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逆流。

在政策层面上，美欧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大了“反倾销、反补贴”制裁的数量和力度，提高了国内非关税壁垒，提升了谈判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要价，给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带来很多障碍。目前，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7个自贸协定，正在与27个国家进行12个自贸协定的谈判或者升级谈判，但相比起“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自贸协议的对象范围有待拓宽、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而这又有赖于中国自身扩大开放和增加进口。只有普惠、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给“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带来公平的机会和均衡收益，才能遏制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蔓延。

在制度层面，中国尝试建立符合新世纪国际规则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这包括依托现有司法仲裁和调解机构搭建纠纷解决体系，吸收、借鉴和整合国内外法律服务资源提供高效法律服务，以及建立从诉讼、调解到仲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2018年1月底，《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并于6月正式印发执行。《意见》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市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在西安市设立“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受理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协调并指导两个国际商事法庭工作”。7月3日，江苏省贸促会商法中心成功调解一起发生在江苏省某公司与伊朗某公司间已历时四年的农药质量纠纷。这是江苏省成功调解的首起“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实现了第一次启用专业调解员名册，第一次邀请案外人作为调解见证人出席会议，第一次与外国驻华领事馆联合调解和第一次尝试启动“仲调对接”机制。

（三）“三股势力”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项目涉及恐怖势力、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这“三股势力”活跃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增加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的成本、挫伤投资者的信心，还对中国海外人员和财产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因此，强化安全风险评估和双多边安保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安全保障的要求日益凸显。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本身会抑制和打击“三股势力”。“三股势力”反对中国加强与中亚、欧洲等地的经济合作并伺机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设施联通和民心沟通。更紧密的经贸联系和更加开放的社会能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改善贫困落后的面貌，这有助于消除中国周边“三股势力”的土壤。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可以通过增强自身经济和社会管理能力提高应对“三股势力”的水平。

其次，促进“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对接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过去一年，上合组织加强了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和双边多边反恐协调合作。2018年8月，“和平使命—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俄罗斯巴尔库尔训练场展开，上合组织8个成员国首次全体参加了演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还就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走私毒品和贩卖人口等犯罪行为达成一致，并决定加强合作，促进信息共享。尽管上合组织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但在执行上仍有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如信息交换有“保留”，对恐怖组织和极端分子认定存在分歧，涉恐人员信息数据库尚未健全等。

最后，建设全方位、多元化的“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是未来应对“三股势力”的发展方向。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安全产品结构单一，提供主体主要是政府，因而形成目前“重处置、轻预防”、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产业供给与近似发达国家水平的海外安全需求间严重失衡的问题。传统的领事保护手段难以满足海外安保的刚性需求，一些私营安保公司借机发展壮大。过去几年，中国海外私营安保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企业参与、社会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但在顶层设计、运营管理、市场规范和国际规则等方面，中国海外安保还面临许多发展障碍。

结 语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第二个五年，“一带一路”建设将从总体布局和顶层设计走向机制完善、规划对接和项目推进，从高速度拓展走向高质量落实，将“大写意”给世界带来的冲击转变为“工笔画”给中外各国人民带来的实际利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逆全球化的民粹潮流，国际上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出现了褒贬不一的现象，对大型项目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政治化解读，造成了国内外舆论的摇摆和困惑。正因为如此，坚持“一带一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才显得更加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