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今天的亚投行在同行和国际社会眼中的形象和位置？对明天的亚投行有何期许？

  金立群：亚投行依然是一家新创办的机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和加强，所以我们要继续虚心向其他机构学习。但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亚行和其他一些机构非常愿意与亚投行合作，这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说明我们达到了与其相当的高标准。我们将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每走一步路都要踩在实地，站稳了再往前走，不能急躁、不能浮夸，更不能有妄自尊大的心态。一定要记得，亚投行只是众多国际多边机构中的一员，它还在成长之中。

  既要具有国际性，也要体现中国精神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共和国同龄人，完整见证、参与了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征程。在你看来，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金立群：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经济层面上说，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力增强，人民幸福感极大提高；从政治层面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中国人民在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等各方面均更加坚定。与此同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政策，推动中国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在此过程中，中国也不断贡献自己的智慧、方案和力量，并因此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工作履历从财政部，到世行、亚行、中投、中金、亚投行，你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变化有何体会？亚投行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方面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

  金立群：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都强调，中国无意将现有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推倒重来。实际上，中国本身就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比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就说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合作，并努力促使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发挥应有作用。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当前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基本上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建构的，而且是70年以前的游戏规则。如今，发展中国家GDP之和已超过全球经济总量一半，过去30年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为世界提供了很多宝贵发展经验，这些经验也应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里得到一定反映。中国认为，一方面要支持现有体系，但同时也需对其进行改革。所以，亚投行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提供一些资金来弥补基础设施资金不足，更重要的是体现过去三四十年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使得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机制更加丰富。

亚投行（资料图/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初的职业抱负是成为英语教授，几十年后却成为了一位国际金融家、外交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你如何看待外因对“今天的金立群”发挥的作用？

   金立群：我本人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80年，我研究生将毕业之时，是导师许国璋教授留我在北外任教。但当新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权，急需年轻员工到世行工作时，又是他推荐我进入财政部，随后去往世行。许国璋教授当时对我说，“中国有200名高水平英国文学教授可能就够了，但从事国际经济金融方面的人才还严重短缺，特别是那些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的人才。”他还向我保证，“如果你以后想回到母校，我们始终欢迎你，你可以出去试试。”事实上，在少年时代，我所看到的世界是非常有限的，所能够设想到今后自己从事的事业领域也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看到如今中国广泛参与世界经济金融合作，更不可能预计到今天要做的事情。

然而，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影响力逐渐扩大，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想一想，自己做什么事情能为国家带来更多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每个机构或多或少都会打上其领导者的印记，你的气质如何与亚投行发生“化学反应”，你希望给亚投行打上什么印记？

    金立群：亚投行的文化，既要具有国际性，也要体现中国精神。作为一个国际机构，亚投行现在有来自近50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这一数字明年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这些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他们都带着自己民族的深刻烙印，要让他们在一家机构里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就需要文化的融合。我们中国人注重互相尊重，畅所欲言，我希望这一特点在亚投行中得到体现，所以我尊重所有人，从高管到保洁工作人员均是如此。为了少犯错，特别是不犯大错，亚投行每一个决策都要在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民主决策。此外，廉洁也是我们特别强调的文化之一。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力度非常大，作为中国人领衔创办的机构，也一定要把清正廉洁作为一块招牌。

我是喜欢读历史的人，也从中总结出一个体会：任何个人智慧和力量都是有限的，只有发挥集体智慧才能把事情办好。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便再一次证明，许多颇具能力的企业领导人在将企业从弱小带向强大后，亦有可能让其再从强大走向灭亡，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

（本文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俞岚 、王恩博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专访，首发于总第883期《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