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助推了多样性文化交流，是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相互浸染、相互包容的重要纽带。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文明之路，丝绸之路横跨亚欧非数十国，把中华、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及希腊、罗马等各古老文明联结了起来、交融了起来。

       东西方文化交流遍及音乐歌舞、天文历算、文学语言、服装服饰、生活习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民乐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通过与当地音乐形式、演奏技巧的有机融合，不仅成为沿线国家民族化、地域化的代表和标志，而且深深地镌刻在了沿线各国各民族文学、戏曲、歌舞伴奏、民间生活等各个方面。被称为“民乐之王”的琵琶，在南北朝时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经由西域传入我国，不仅在隋唐成为九部、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而且造就了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等多个琵琶流派，以及《塞上曲》、《夕阳箫鼓》、《十面埋伏》等传世名曲，白居易、元稹、苏轼等文人墨客都留下了咏叹琵琶的流芳千古的诗词歌赋。在唐代，琵琶从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从我国传入日本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堪称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品。

        曾经活跃在丝路之上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历史无法一一记录他们的名字，但仍然有不少文化使者名垂千古。公元627年，玄奘历时17年西行5万里，游历110余国，带回657部佛经，翻译经论75部，堪称继承印度正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公元753年，六次东渡终获成功的鉴真，在日本弘传佛法，开创门派，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经中东远道而来，历时4年多，于1275年到达元大都。他在我国游历17年后写下《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古老中国的热烈向往。14世纪初，阿拉伯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从非洲之角摩洛哥来到我国，书写了中阿文化交流新篇章。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扬帆9万里，足迹遍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中华文明远播四海。

        早在公元1世纪初，儒学已传入朝鲜，《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成为朝鲜人的经典读物。5世纪以前，儒学经朝鲜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到日本的儒家学者。隋唐时期，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学习中国文化，回国后他们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和草书，创造了日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而儒家文化随之普及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

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互动，与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相伴始终，丝绸之路在把多种文化、多种文明紧紧连接起来的同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丝路文化和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不朽贡献。

        二、古代丝绸之路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启示

        虽然古代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起有伏，但通过贯穿东西方的陆海通道，最终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多元文化大交融，这是不争的事实。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史，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经济社会的繁荣是基本动因。经济繁荣是国运昌盛的缩影，是古代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兴盛之时大都是古代中国最强盛之时。从汉唐到宋元，从明代到清中叶，我国综合国力强盛，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

        两汉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铁器与牛耕普遍使用，水利设施大量兴修；冶铁、铸铜、煮盐、纺织和漆器业兴起。官铸五铢钱的通用，为商业注入活力，使商品交换从以物易物转型为物币交换，带动了长安、洛阳、邯郸等商业性都会的兴旺。都城长安九市中以东、西二市最大，尤以东市最繁华，市内商贩云集，商铺林立，各类货物琳琅满目。

        唐代经济社会空前繁荣。公元628年唐朝完成统一后，兴建大型水利工程160多项。以曲辕犁和筒车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广泛使用，促使农业蒸蒸日上，到公元749年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丝织业、造船业以及以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为代表的陶瓷业异常发达。柜坊和飞钱的出现，使商业贸易和资本流通更加便利。长安城繁花似锦，整座城市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

        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我国成为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引领者。而古代丝绸之路聚合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产业、资源配置，成为各方利益交汇的经济走廊。历史表明，经济的进步和繁荣既是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也是丝绸之路持久兴旺的动力源泉。

       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进一步强盛。历史新起点，带来发展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乘国家改革开放之势而上，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势而为，为我国更好、更持续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开辟了崭新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沿线各国无一例外地面临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多层面宽领域国际合作的愿望和诉求，同时也不同程度面临多种问题，如资源短缺、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这些问题制约和影响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积极应对挑战，已成为全球共识。借中国快速发展之势，实现本国发展目标，成为沿线多数国家的愿望。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改善民生的现实需求，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推动当今国际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

         政府引导与主体参与有机统一是客观要求。有人认为，古代丝绸之路从未有过政府的经营，完全依赖于民间的自发。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历代政府在丝绸之路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汉政府设置大鸿胪一职，专门负责接待外国贡使和商人，同时建立了“过所”制度，对过往人员进行规范管理。北魏朝廷在洛阳设立“四夷馆”，款待外国商人和使节。唐朝政府对外商实施保护政策，下令任由外商贸易往来，“不得重加率税”。继公元714年唐朝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后，公元971年起宋朝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多处设置市舶司掌管海上贸易。元朝颁布了保护船商的“市舶则法”，制定了由国家出财资，船商进行海上贸易的“官本船”制度等。可见，历代政府设置官职、制定规则、出台政策，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制度支持；稳定边疆、建立驿站、军事戍守，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安全保障；与沿线国家和各民族讲信修睦、守望相助，为丝绸之路的发展营造出良性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