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新思维之上的中国政策转型思考。作为世界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大国，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国外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不能仅仅考虑自身利益的获得与提升，而是要兼顾其他国家利益的获得与提升，并维持做出必要的妥协。与中小国家相比，大国的国家利益范围更为广泛，补偿方式更多。当然，这也更为考验大国的综合谋划与实施能力。

就南海争端而言，中国目前的南海应对思路已经弊大于利，而且时间未必在中国一边。应进行整体调整，从追求单赢转向追求共赢，并推出解决南海争端的整体方案与路线图。也就是说，中国在南海的应对思路应该是：在坚持中国关键利益诉求的同时，兼顾其他声索国的合理诉求，以便主导南海争端解决的整体进程。作为南海沿岸最大的国家，也只有中国有能力扮演争端解决机制的领导者。如果中国拒绝承担这个角色，其他中小国家的选择必然是：抱团取暖并争取外来支持，包括域外国家与国际组织。而如果中国承担了这种角色，将把南海声索国乃至东盟拉在自己一边、化解自身的孤立并有效限制与防范域外国家对南海的介入程度。这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都将起到推动作用。就操作层面恶言，中国可以做的很多，比如加快南海岛礁的民用设施建设并承担起地区公共产品的角色。比如推进环南海沿岸国家的区域合作机制构建。特别是，进一步加快推动COC进程，使之成为各个声索国都能接受的强有力机制。

两年前我曾经撰文分析，南海争端涉及多个国家、多种权利主张，不可能通过第三方机构来一揽子解决。国际上的海陆领土争端与海洋划界，绝大部分是通过直接谈判解决的，很小比例是通过第三方斡旋、国际组织审判或裁决等来解决。政治意愿是谈判推进与解决南海争端的主要前提，而2016-2021年是一个有利时间窗口：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领导人都是“知华派”，有意愿推动缓和南海争端并推进争端解决进程。中国不应但求“翻页”了事，而有必要利用这个时间窗口，以免这个时间窗口闭合，南海陷入新一轮争端发作期。

两年时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东盟声索国相对消停，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国家对南海的介入深度与广度却在明显提升，南海问题在进一步“全球化”。这些域外国家并不声索南海岛礁主权，但却在挑战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海洋主张。美国更是在海洋航行与飞越自由的名目下推行升级版的航行自由行动宣示（FONOPs），即，一边片面指责中国对南海岛礁的军事化，一边扎扎实实地实现了对南海海域的军事化，使得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大幅度升级。这显然不利于南海声索国通过谈判推进争端解决进程。

不过，前述时间窗口尚未消失。COC谈判获得明显进展，中菲海上合作在稳步推进，越南领导层并没有更替。即使是领导人发生更替的马来西亚，也无意反转前任的南海政策。马哈蒂尔作为有经验的政治领导人，更有政治经验与技巧推进南海争端解决进程。重要的是中国的南海应对思路调整与实施。与两年前相比，中国领导层也有了更大的权威来实施这个调整。如果中国与这三个国家（应指菲、越、马）能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取得长足进展，可望从根本上缓和乃至化解南海争端，进而弱化域外国家干预南海事务的动力，减少乃至消除他们干预南海事务的抓手。

中国与东盟声索国能抓住2019-2021年的时间窗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薛力，国观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政策、能源政治等。本文由发言者审校，仅代表发言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