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中国对待南海的外交政策。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整体克制，表现为：第一，并没有用全部手段与能力去追求自己的单边利益，2016年前的策略是“以强力反击为主”，而在“仲裁案”裁决出来后则致力于“翻页”。第二，在“管控冲突”的同时，致力于扩大功能合作。中国认为，南海问题太复杂，只能通过功能领域的合作积累共识与互信，最后解决争议岛礁主权归属与海洋划界这个核心难题。

说克制是因为，以中国的能力，它能够在南海做的比目前已经做的多得多，但中国并没有这么做，包括对越南与菲律宾的反击虽然强有力，但有限度。中国并不希望使冲突升级，而希望管控分歧与冲突，以便扩大与其他声索国合作的“蛋糕”。

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表明，经济与政治分属于两个领域，经济领域的功能合作并不能自动外溢到政治领域，政治领域的合作需要专门进行推动。就南海争端而言，中国与东盟声索国的经济合作强化并不能解决南海岛礁归属与海洋划界争端。

在我看来，过去中国南海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摇摆于“维权”（维护自己在南海的权益）与“维稳”（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之间。但这两者，整体上都是侧重中国一家的利益，而没有兼顾其他声索国的关切。

第四部分，中国南海政策的影响和结果。摇摆于“维权”与“维稳”之间的结果是，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缺乏实质性的支持者，特别是在历史性权利方面（以九段线为代表），东盟声索国中也有矛盾，但在放弃历史性权利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并因而获得第三方的支持。越南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而中国则相对孤立。我访谈过几十个南海非声索国的知名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学者，这些人是这些国家南海问题的主要研究者与发声者，对本国的南海政策有相当的影响。很少有学者理解与支持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而中国南海研究界迄今为止在国际法框架内推进历史性权利的清晰化方面，进展有限。

无疑，过去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中国在南亚和东盟的经济影响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中国是其中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与主要投资来源国。与此矛盾的是，在这些国家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却没有明显改善，有的甚至变差了。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一个大国崛起时周边国家感到害怕和受威胁是经常现象。但也有必要注意到，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与行为也影响到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形象。如果中国外交上更为成熟、能在细致谋划的基础上推出成套的外交措施，将助力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善。中国是个善于学习的大国，许多方面也学得比较快。这毋庸讳言。但作为民族国家体系的后来者，中国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也是不争的事实。

南海争端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主要短板，并影响到东盟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支持。一些东盟国家学者告诉我，在可预见的未来，东盟不大可能整体发声支持“一带一路”，因为各个成员国的获益不同、立场不同，加上一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与不信任，觉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是很讲道理，甚至认为中国在“欺负”（bullying）东盟声索国。他们很难关注到中国克制的一面。

另外，中国现行的南海政策与中国的全球海洋权益并不一致。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为此，在处理南海问题时，有必要“跳出南海看南海”，即，中国的南海政策应该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海洋利益的拓展，有利于其他海洋争端的解决，有利于国家形象的改善，等等。一句话，应该有利于中国整体利益的扩展，而不是南海一个地方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