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底层主体性时代”：作为网络空间关键演进的方向

底层始终是中国网络空间的重要存在，但其重要性和具体含义经历了从“底层客体性时代”向“底层主体性时代”的重大变迁。在网络舆论场的成长和网络生态的转型升级中，底层逐渐成为网络空间的重要力量，集聚发展能量。“底层客体性时代”阶段的底层，是大量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群体，对于此起彼伏的舆论事件“一哄而来，一哄而去”，关注热度高，但热点转变快，具有鲜明的利益诉求而非价值诉求。长期以来，底层群体作为“意见领袖”（或曰大V群体）的“追随者”而存在，常常是被关注的弱势群体或需要“被发声”的对象，也是网络舆论场中被解构的话题符号、被叙事的“客体”对象。这一阶段的舆论形势，往往由意见领袖而起，依托底层快速启动“同类聚集效应”，造成浩荡的舆论声势。总体来说，底层在互联网上虽然影响很大，却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和议题存在。受制于技术形态和互联网渗透率的限制，底层仍然是“被动”的底层，是作为“客体”的底层，是网络空间中的重要力量而非主导力量。在意见领袖占据网络舆论场中心节点的舆论结构中，底层注定只能成为被言说、被叙述的客体符号。

2014年以来，网络舆论生态中利用底层民众围绕少量中心节点一呼百应的“单中心”现象大幅减少，占据网络用户结构越来越多的底层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分散的平台、议题和人物上。与此同时，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大大降低了互联网表达的门槛，制作流程化、身体展示性强、全民参与度高等特点使得底层获得了建构主体性的基本条件，得以充分动员语言、传统、历史、文化、政治等各种在地资源，将互联网深嵌入其日常生活，在传播实践中逐步建立起具有底层特色的话语模式和文化样态，不仅在内容上高度再现底层议题，更初步形成一套具有底层价值立场的诠释框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文化特色。底层，从作为议题、话题和被消费对象的叙事客体，变成真正的网络空间叙事主体，不仅作为国家意志和社会精英推动的对象，也开始悄然作用于国家、社会，成为推动互联网的主体性力量。

（一）新媒介技术进一步降低传播门槛，推进更加多样化的职业展现、社会可见度与群体认同感，推动底层群体拥有更多基于平等和尊严的主体自信。文字时代处于信息生产机制边缘的底层，在视频社会化时代开始走向信息生产的前台。便于拍摄和自拍的高清手机摄像头、短视频应用程序，操作简单的“一键上传”模式和丰富的视频制作工具推动更多样的底层职业可见性，整体提升了社会“可见度”，从而激发社会情感共鸣，增进底层群体认同。

相较过去，借力于短视频等新兴媒介形式，底层更便于在网络平台展现乡野田园、工地生活中的真实自我，展现平等、朴素、和谐的底层生活，实现区别于城市生活的底层叙事价值。特别是短视频形态以“我”为中心的特点，使得底层更多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出现在网络空间中，叙事主体性更加凸显。不同于过去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对“农民工”命名与称谓的不认同（陈刚、王卿，2019），主体性时代的底层群体在网络舆论场中有自觉而明确的身份认同。特别是活跃在短视频平台的底层短视频创作者，他们一方面在账号名称中凸显身份，如“农民王小”“农村阿凯”等（张爱凤，2019）；另一方面也会在内容创作的选题上对个体境遇保持自觉关注，从日常经验出发创造底层话语。底层表达不再是借助主流媒体发声的抗争式表达，或跟随意见领袖的被动参与，而是以自尊自信的姿态展示新时代全面脱贫、乡村振兴背景下底层崛起的尊严感和自信心，在与主流社会的交融互动中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二）底层不再满足于成为网络流行文化的消费者，而是积极发掘潜能，成为网络流行文化的引领者。过去，都市务工群体就有自办媒体的发声传统，但是受限于政策空间、资源支持和内容生产的三重制约，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吴麟，2016）。在自我生产内容匮乏的大环境中，底层只能去消费都市流行文化或成为网络流行文化的消费符号。 

在“底层主体性时代”，不同于传统专业媒体生产的文化产品从城市流向农村的路径，底层文化开始反向对城市产生影响。简单、短小、搞笑、日常化的“土味”视频勾起人们对底层生活的好感和好奇，更多地创造出可以接入主流舆论的内容。“扎心了老铁”“666”等流行语，体现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特有的底层文化。“草根逆袭走上人生巅峰”“农民搬砖成为健身达人”等主题，配合平台提供的模板化镜头语言，将个体与坚强、自立、热爱生活、吃苦耐劳等积极特质联系起来，进行正能量表达，成长为短视频平台的主流文化。

伴随中国互联网人口渗透率与社交媒体覆盖率的快速提升，底层群体逐渐发展出更为显著、稳定、成熟的网络表达特征和群体观念属性，以其庞大的人口基数，成为网络舆论场的叙事主体和主动性力量。此外，底层群体以其特有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认知创作出更贴近人、打动人的作品，成为引领网络流行文化的创造者。总体而言，底层群体成为网络空间的关键价值取向、关键意见群体和关键平台逻辑的体现者，推动中国网络空间进入“底层主体化时代”。

六、机制：多级信息生产、平台商业逻辑与网络空间底层性的形成

在大量研究中，网络空间的信息生产机制往往是以内容生产者为中心的，在此路径下反映出的内容生产者的网络话语权，常常忽视底层的重要影响。事实上，以内容生产者为核心的信息生产机制正是底层客体性时代最为核心的“中心化机制”，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精英为主导的网络空间始终围绕以内容生产者为中心的信息生产机制不断塑造“中心”。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传播者、评论者所代表的信息生产机制和网络空间生态未被纳入有效考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网民评论可能比文章本身对读者的看法影响更大（Yang，2008；Lee & Jang，2010；Lee，2012）。这就提示我们，思考当下的信息生产要综合分析内容生产者、传播者和评论表达者等多重面向。在这一基础上理解抖音、快手、拼多多等近几年兴起的草根化平台，我们会看到，传统研究路径将新兴商业平台作为改变底层在网络空间弱势地位的设施，而网络空间底层化背后的新型信息生产机制恰恰是这些平台崛起的深层动因，底层主体性时代打破了底层客体性时代以精英阶层为中心的商业逻辑，整体形塑了中国互联网新的平台逻辑与市场发展趋势。 

（一）整合性的多级信息生产机制塑造了“转、评、赞”改变舆论场的互联网新生态。底层以其庞大的人口基数，长时间的网络参与，解构与再建构的草根智慧，通过文字、图像、视频等多模态的传播模式，在新闻生产、传播、评论等各个环节构建起网络空间的新型信息生产机制。当前，塑造互联网生态的早已不局限于传统媒体时代或门户网站时代的生产者。传统内容生产者创作的初级文本成为内容生产的原材料，内容产业链下端的评论、转发、剪辑、二次创作等网络化表达，创新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多模态传播方式，也进入到当前网络舆论场中。可以说，用户在平台上的转发、评论、点赞所产生的文本，以及他们通过二次创作形成的具有丰富媒介形式的文本，已经超越初级文本本身，成为网络空间信息生产机制中的关键环节。例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中，在机构媒体发出的博文下方，热门评论的点赞数常常高于原博文点赞数，用户评论的影响力可能高于原博文。面对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当发布新闻的媒体账号试图以禁止评论的方式减缓舆情发酵，降低舆论热度时，会有更多用户以转发、截图转发等各种形式，取代原发布者，成为该事件该话题的引导者。

底层群体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信息生产者，但以其强大的人口基数，通过传播、评论等机制，渗透并覆盖了几乎所有互联网平台的信息生产环节。如果我们仍然只是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思维，可能会大大低估底层群体在互联网中蕴含的巨大能量。事实上，现在的网络信息生产机制决定了，围观者已经超越掌握麦克风的主持人，成为网络舆论场和信息生态环境中的核心力量。

（二）互联网平台流量逻辑使得底层成为网络空间可挖掘、可迎合、可货币化、可商业化的核心资源，整体形塑了网络空间的商业逻辑。随着互联网全面浸入社会生产的各环节，内容市场以细分服务、消费需求为特征，从消费时代的“受众中心”转向更彻底的市场思维导向的“用户驱动”（林晖，2019）。在线数据监测屏幕成为各大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标准配置，流量成为决定互联网平台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用户在平台上的每一次活动数据，都作为平台的关键绩效指标，成为资本市场融资的重要依据。平台则通过内容发布、传播情况、访问流量、用户反馈等环节，投其所好地提供用户想看的内容，吸引用户持续访问，贡献流量。平台既可以将用户销售给广告商积累经济收益，又可以凭借海量用户的复数效应吸引更多用户，积累数据资本，从而使得用户流量成为网络平台的基础运营逻辑。

互联网平台要求产品覆盖到更广大的人群。底层群体的基数大，可说服性强，流量变现的单位成本更低。作为投入产出比更高的流量，底层用户成为平台追逐的核心资源。由此，底层逻辑以其群体属性、内容偏好影响着中国的互联网平台，成为形塑网络空间的基础性逻辑。对互联网平台而言，内容生态的改变意味着用户画像的偏移和主题内容的变化。曾经定位精英阶层的“知乎”，被批评者认为，已经成为虚构类故事会。

与此同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一些重要的信息传播节点与账号正利用网络空间的底层化倾向，推动网民情绪，借机谋取利益。区别于“底层客体性时代”的意见领袖，这些“底层主体化时代”的博主“蹭热点”的目的，往往是借势炒作，吸纳粉丝，最终实现商业变现。在近些年的冲突性事件中，人为杜撰或有选择地突出、放大部分事实，将具体个案导向争议话题，利用蹭热点吸引注意力资源达到谋利目的，成为当下流行的网络空间商业逻辑。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认为，网络空间底层化是阐释中国互联网空间演进与变迁相对系统的解释框架。理解“底层主体性时代”，有利于我们在动态的互联网整体转型中，理解网络空间的诸多现象和问题，探索网络舆论场意见表达的时代特征与网络空间深层重构的长期趋势。研究认为，作为网络空间的关键立场，底层价值取向成为网络空间好感度较高的指标，成为各类社会思潮争相定义和阐释的对象；底层群体作为网络空间的关键意见群体，通过网络表达影响网络空间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以其影响力，形塑了中国网络舆论场；“底层客体性时代”向“底层主体性时代”的转变，成为理解网络空间演进方向的重要路径。这些现象背后，是多级信息生产、平台商业逻辑与网络空间底层三者互动而成的网络机制。底层已经在信息生产、传播和使用过程中成为网络空间可挖掘、可迎合、可货币化、可商业化的核心资源。

本文运用综合数据初步探讨了相关问题，更细致的经验研究有待进一步推进。未来，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底层主体性时代的未来具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底层网民正在经历生命周期的迭代，新生代重构的底层可能在未来十年进一步增强底层的主体性。综合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我们认为，近几年，以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底层开始进入结婚、生育高峰期，2025-2030年成为其子女入学的集中期，他们对于户籍、住房、医疗、教育等资源的需求高涨，主要诉求从具体利益开始转向“平等”“公平”的社会待遇。如果说老一代底层的诉求集中在增加收入等利益诉求上，那么新生代底层大多是为了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与实现梦想。他们对平等和公正的诉求比其父辈更加强烈，对改变命运的要求更为突出。与此同时，受益于现代传媒和通讯技术，新生代底层的媒介素养普遍较高，更擅长运用网络资源表达诉求。未来10余年，新生代重构的底层群体，高度关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公平等议题，对城市资源的期望和资源分配上的矛盾反映在网络舆论场中，可能导致底层主体性进一步增强。

第二，伴随底层主体性增强，如何理解底层群体与其他群体的主客体关系？

中国网络空间底层主体性的增强，必然带来底层与其他群体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精英阶层地位的变化。本文重点探讨了网络空间的底层主体化的过程。但不同的是，此前的底层客体性时代，底层虽然被客体化，但其作为价值衡量的天平，仍然是网络空间的优先价值，具有道义正确性。在底层主体性时代的精英，面临的是专业的、科学的、理性的、严肃的声音被解构、被否定、被边缘化的状态。基于此，我们认为，在中国网络空间的演进过程中，底层客体性时代向底层主体性时代演进，强调主体性而非主体化则表明底层主体作为主导力量和核心的网络空间行动者的地位与影响。

从全球范围来看，网络空间底层化现象也较为突出，“底层主体化时代”已然到来。这对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如何平衡专业意见与底层声音，建设更为理性的网络空间，有待研究者持续探讨。

（郑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施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桂勇（通讯作者），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