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的重要推动力，化身为民族排外、民族冲突、民族分裂、民族仇杀的重要催化剂。因此，我们绝不能将此类西方概念奉为圭臬。景跃进教授则主要探讨“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与学科建设”。景教授认为，“未实现的预言”和“未预期的结果”是学术研究的最好素材，而中国崛起、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错综结果和西方民主的危机便是当下政治学界三个最大的“意外”。聚焦中国崛起角度，当下中国的格局事实上是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基础上，经济和政治体制两大领域内优化完善和转型转轨两大改革逻辑交织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中国政治学界对西方的民主化、选举善治等理论做出有效回应，并基于中国独特的未来想象的基础上建构起多元化的政治学学科。尽管多元化为学科百花齐放创造有利条件，但是如何在不同研究取向之间进行理性对话则为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王正毅教授、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吉胜教授代表国际关系学作主题演讲。王正毅教授做“四十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报告。他在对二战以来国际关系学两大发展阶段、三次主要论战的总结与回顾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过去四十年研究的逻辑起点上的五大转变和未来面对的四大问题。五大核心议题的转变包括从意识形态为中心转向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从过往的政治军事为主导向以经济发展为主导、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和传统安全相结合的转变、从传统单向对外政策向对外政策内外关联性的转变，以及从对对外政策的解释到提出对外政策理念的转变。需要解决的四大问题则是中国崛起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问题、美国霸权是否衰退及如何衡量的问题、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是否可以延续的问题，以及是否、如何进行全球治理的问题。以上五大转变是过去中国国际关系学取得结出成果的基础，而四大问题则是关乎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孙吉胜教授则以“从跨学科研究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为题探讨跨学科研究、学科借鉴和国际政治语言学三大问题。她提出，跨学科研究有助于打破学科分化壁垒、促进知识体系贯通、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推动研究反射转型和交叉学科建设。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乃至心理学等学科都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营养，而学科结合互鉴的一个典型表现便是国际政治语言学的迅速发展。国际政治语言学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的成就表明，从其它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中直接借鉴有助于缩短国际关系理论在这些研究领域的研究过程，提高研究效率，从而加快学科的发展速度。在此过程中，学术共同体的有效支持和学者之间的亲力合作不可或缺。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朱正威教授、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金太军教授代表公共行政学作主题演讲。朱正威教授基于CNKI可视化的时间切片工具，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主流发展”与“特色发展”进行了分析。朱教授根据文献数量进行切片，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分为四大阶段。在公共管理学的分阶段发展过程中，其研究主题经历了“学科引入—西方理论介绍与实践经验总结—理论反思与应用—问题导向的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变迁过程，而其发展趋势呈现出明显的由国外转向国内，由浅入深，由抽象的理论辨析到具体的现实问题剖析的变化走向。当下，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仍处在本土化还是国际化、主流发展还是特色发展的十字路口，未来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深入思考。金太军教授则以反腐问题为视点，探讨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可问责性两大纬度”。有效性是指国家治理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协调冲突、提供公共服务、满足人民诉求，而可问责性则是指执政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公职人员和管理机构在履行法定指责和义务的过程中可以进行责任追究，腐败过程中的廉洁问责便是两者相适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政治学系陈明明教授主持政治学分论坛。来自云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十一位老师围绕比较政治学、历史政治学、政治思想等角度，以边疆治理、政党治理、社区治理为切入点对国家治理命题展开讨论。各位学者一致赞同关注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强调政治学研究的思想品质、着重普遍性视野下本土化思考的重要性。把握中国文明连续性，政治统一性，变革现代性的有机结合，发扬科学、自由、批判、责任的精神，推动政治学有效反哺国家建设、理论滋养实践发展，是政治学者的天然使命，也是政治学科建设的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