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与会年轻学者提出，目前中国国内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分析议论有很多，似乎过于偏重战略层面了，不乏大而化之的话语，真正深入具体领域根部的专业化解读显得稀缺。这限制了我们以专业化手段解决专业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特别是在经贸摩擦激化为两国矛盾主要表现形式的阶段。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战”当然有其战略背景和纵深，我们应对复杂局面不能缺少战略头脑，但也不宜把专业化的处理从宏观调控的框架中抽离出来，有时把宏观化的问题限制在专业领域恰是更好的管控办法。

第二，中美是否必然走向全面摊牌？

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副所长、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将军明确坚持“中美摊牌是大势所趋”的观点。他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归根结底是谋求永远独霸世界的战略，不会与任何国家分享全球领导地位，指望不主动挑战美国就能避免成为美国的目标？认为对美让步妥协就能长期稳定中美关系？“反正我是不信的，让步什么时候是个头？在美国眼里，中国不断发展本身就是挑战。”朱成虎认为，中美关系能否长期和平发展，避免坠入“修昔底德陷阱”，主动权不在中国手里，而在美国手里。未来美国固然不敢贸然与中国正面冲突，中美之间固然不会爆发全面战争，但美国通过“代理人战争”这样的手段折腾中国仍是有可能的。中国在争取不全面摊牌的同时也要做好全面摊牌的准备，有备才能无患。

有学者认为，处理对美关系需要注意避免掉入“话语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并存的，还有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标签化的语言正对两国决策层和战略界的思维方式产生直接影响，其作用不可小视。决定未来战略前景的，除了意图，更有能力。美国极右势力现在确实声高浪急，是有在关键领域与中国摊牌的意图，建制派也已钻到特朗普白宫的体内发挥作用，但无论从其自身实力、内部凝聚力还是盟友号召力角度看美国都缺乏与中国全面摊牌的能力。而中国的主观意愿，也是拒绝“新冷战”的。

第三，对美沟通还有用吗？

会上，有年轻学者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美国国内必须调整对华政策的共识已经形成，特朗普政府也已被鹰派主导，他们对中国失去了耐心，对沟通不感兴趣，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也不再信任，我们对美国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对此，多数学者不以为然，认为尽管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需要更显强硬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对美国是否应与中国摊牌这个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维护中美关系稳定、避免双方滑向战略摊牌仍有很多做工作的空间，不能放弃沟通。即使当年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苏也没有中断沟通。要知道，沟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问题，也包括避免最糟糕情况的发生。沟通的另一个作用是架空分歧，维系合作面，增加合作领域，实际上也是管控分歧和危机的一种方式。总之，不能放弃沟通，相反，中美关系越是困难，越需要加强沟通。当然，我们也要正视美方在与中国沟通过程中耐心和热度下降、过去支持中美关系的人不愿再发声的现实，逐步解决对美沟通路径单一、层次简单的问题，针对华盛顿不同圈层和美国社会不同地方、群体建立多元化、多维度并且深入基层的沟通体系。

战略信心从何而来

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怎么办，这是本刊记者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受公开性和时间限制，会议的有关讨论不够具体和深入，但仍反映出一些主流认知倾向。

不少学者指出，中美结构性矛盾之所以重新突出起来，一方面是守成大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思维在作祟，而且当今世界守成大国不只一个，美国是其中最强的；另一方面还是我们自己的快速成长所必然要引发的反应。今后十年中国外部环境当中紧张因素的增多恐怕不可避免，但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有悖时代潮流，不对抗应是我们处理对美关系的基本信念。我们要冷静下来，积极想办法，就像美国耶鲁大学已故政治学教授、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在一次交流中说的，“中国这艘船太大了，沉不了；只要不沉，就总有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

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展现充分的战略思维、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也要有足够的战略自信。需要为中美关系重构一个框架，两国在其中既斗争又合作。有学者提出，对美工作在各个领域都需要立足常识，该斗争的斗争，该合作的合作，不宜把好多问题都相互挂起钩来，那样的话复杂的问题将更复杂，简单的问题也会复杂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参事时殷弘主张接下来用五六年的时间构筑“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和“新形态的有所作为”，避免有关应对被情绪主导。他同时提醒研究者注意美国等一些国家构建新的贸易规则体系的动向，这种体系大致只会覆盖发达经济体，中国的应对必须避免世界经济体系重陷“两分”的可能性。

崔立如提出了“重建平衡”的概念，也就是要通过沟通和博弈、斗争和妥协，在经贸、军事、安全、“印太”和亚太战略问题以及全球性问题等不同层面建立新的稳定关系，争取调适出一个新的中美关系来。也有年轻学者主张中美应尝试建立战略稳定。一般来讲，国际上寻求战略稳定的主要路径有三条：一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过占据力量和技术优势来压制对手，也就是美国走的路径；二是多维化的力量均衡，也就是绕开技术水平的代际差，通过非对称的手段平衡对手强大的传统实力；三是政治协商，这是中国习惯于采取并且擅长的路径。但特朗普当政以来，对美政治协商的效率和效能明显减弱，中国可能要采取复合型的办法寻求战略平衡。

会议也对一段时间来美国国内政治的走势做了研讨。在这样的讨论中，不少学者意识到，两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关系走势正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有超过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趋势，这需要引起我们重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在发言中没有专门谈论中美关系，而是向美国研究的智库建设发出了术业专攻的告诫。他说，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美国的历史、政治、社会和对外战略又是相当复杂的，对美研究博大精深，需要有高站位，具备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同时深入了解中国自身的需求，“要做美国通，先做中国通”。杨洁勉也提醒大家，对美研究要在“深”“早”“用”三个字上下功夫。对美国国内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就匆忙提出观点、得出结论，会导致碎片化和低质量。涉及美国的研究任务急而重，很多东西可以早动手、勤积累，基础研究也要管用。

令人欣慰的是，参加本次年会的年轻学者展现出了沉下去扎实做学问的意识。在年会专门为他们举办的四个分组讨论中，他们介绍了自己在不同领域不同切入点上的研究成果，美国内政方面涉及财政税收、移民改革、利益集团、人口结构变化等，双边交往方面涉及贸易模型、战略稳定、话语传播等，国际问题方面涉及“印太战略”、朝核问题等，拼接起来构成中美关系一幅更生动的图景，而未来超越现实困难的长远办法或许就会在这些具体化的角度中产生。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8年23期。本文责编：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