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全局性较量

与会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回顾了1972年基辛格博士访华以来的中美关系，认为这一关系经历了对抗、和解和在分歧摩擦中不断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今已经进入一个蕴涵高度不确定性的时期，会下滑到何种地步，正在发生的局部“脱钩”会否导向“新冷战”，这些问题都发人深思。章百家不认为中美将会走向“新冷战”，世界也不会再现“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因为今天的美国已不是当年的美国，今天的中国也不是当年的苏联，今天的世界更不是当年的世界。章百家说，历史不会重演，但会展现一定的相似性。经过一段时间磨合，中美对对方力量的限度有了更深了解，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种“全面竞争”的状态，这种竞争有规则、有妥协，在重大问题上也能维持合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崔立如认为，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总的看还是一种大的战略态势的变化，各种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相结合导致了现在的局面。再具体细分，就包括相互认知、互动机制、力量对比等在“软”和“硬”不同层面上的变化，形成了由认知到定位再到战略的变化链条。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现任所长、拉丁美洲研究所原所长吴白乙说，纵观建交40年来的历史，中美矛盾存在多种危机点，包括涉及领土主权和利益底线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比如台海局势、南海问题；由一方国内政治变化甚至危机引发的交恶；偶发突发事件；第三方因素导致的摩擦；等等。未来中美关系当中危机因素的遍布与高悬将成为“新常态”，管控任务十分艰巨。在中美竞争中，谁的制度稳定性高一些，谁的组织和调动能力强一些，谁的胜算就大。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说，中美关系正处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需要用新的角度加以审视。当前的摩擦和碰撞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有可能是全局性较量的“前哨战”。中美关系太重要了，两国已在展开的博弈将走向何方，不仅对两国各自的国运有重大影响，也将牵动、引导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和人类的前途命运。

三个疑问

会议针对几个疑问进行了讨论。

第一，我们对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动机的解读是否过于复杂？

上海社科院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黄仁伟认为，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有其历史必然性。中美经贸关系从1970年前的几乎为零，发展到今天全年货物贸易额、相互投资总量均接近6000亿美元，中方历经打破配额制、争取最惠国待遇、谈判加入世贸组织、制造业崛起等不同阶段，对美国逐渐形成竞争态势。美方早就酝酿调整对华经贸政策了，但每次中国都通过签署进口大单等“让利”行为躲了过去，当然美国内部的金融危机等因素也绊住了美国的手脚。这一次，特朗普政府把来自中国的经济、技术竞争放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位置上，背后有一个事物发展自然演进的过程，不能说没有战略意涵。但黄仁伟没有就目前两国经贸关系调整的性质下结论，只是提出，目前中美关系转变的内核究竟是一种战略转变，还是仅为经济关系的结构性转型？“这两个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值得思考。”黄仁伟同时介绍了美国亚太事务前助理国务卿董云裳的观点：特朗普要的是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以及让美国永远占据技术竞争的制高点，但围绕在特朗普身边的右翼势力想的显然不只是这些。

有学者归纳了中美关系中三个“变迁”的作用：两国力量对比的变迁；两国内政外交行为方式的变迁；两国对外叙事方式的变迁。三种“变迁”汇合到一起，导致了中美关系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美国要负主要责任。但是，美国的变化到底是外部因素导致还是内因在起作用？美国对华政策在短短几年内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到底是特朗普本人推动的还是整个美国的变化使然？还要继续观察。

2018年11月9日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