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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与研究者对"外交知识"的理解有关。当人们提到"外交"和"外交学"时，究竟是指什么？它们会随着时间、空间和环境条件改变吗？讲到迅速变革的现时代，变化是线性的、渐进的和单向度的，还是非线性的、包括量变与质变及更多维度的？外交决策的各个环节和参与外交的各个角色如何联系和评估？政治核心、外交机构和外事单位等层级在中国这种超大国家怎样协调才能发挥不同的创造性？"小外交"和"大外交"的说法有何意义？怎样看待所谓"一轨半"、"二轨"及至"九轨"等提法？外交知识是由哪些角色参与建构的，比如国务活动家、外交部和政党等缔造的外交理念与关于外交的大众理解、媒体解读、学者定义及外部看法，各自占据知识谱系的什么位置？外交学人既建言外交决策，也遵循学术规范，这中间的界限谁来判别？确定的外交知识（比如联合国由主权国家组成）与不确定的外交知识（比如国际规则制订将有更多行为体介入）有何差异？怎样辨识应用性外交知识与非应用性外交知识?哪些是外交常识，哪些是推理或待证实的假设？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有哪些重合，如何相互参照和增强，它们与政治学和历史学等相邻学科关系如何？外交知识是线性增长的，还是多路径和交叉式的累积？外交学的进阶与其他门类的进步有何相似和不同？凡此种种，涉及外交学的本体论，关乎知识社会学和考古学，属于"理论的理论"。对此类问题的追问有助于奠定外交知识体系的基石。
让我们从"知识是什么？"的问题开始。按照社会学家福柯的说法，"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知识既是整体的，也有各种成分和层次。特定知识有特有指向和对象群，可能来自经验、传统或异质的发现，依照主体的同一性联结在一起，组合成专门的命题、陈述与策略，而不论其是表现为标准的和科学的形态，还是以非通用的和不严谨的方式呈现。知识既是某种概念空间，也具有流动性和叠加性，从早期雏形到进化嬗变。知识考古学的工作是从表面残片中分离杂质，考察内在的文化、生活和生产的各种关系。知识的考古对象是话语本身，它关注不同话语的特殊性，揭示背后的关联与作用。
根据知识社会学创始人、哲学家舍勒的学说，知识的创造者或载体不仅有知识分子的工作，也不只是成文的东西。知识的分类多种多样，因而创造与获取各不相同，比如有自然观察获得的知识（日月星辰），有精英引导灌输的知识（党纲政纲），有悲愤产生的知识（抗议目标），有教育及社会制度产生的知识（课程教材），以及专业培训习得的知识（政治主权）等。原始部落的人与纽约大都会的人形成不同环境的不同知识，北极爱斯基摩人对于白色的辨识、和渔民对于蓝色的感觉和木匠对于木质的辨别均远远高出常人。有些知识是直觉式的，有些是遗传的天赋，还有些属于复合知识。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区分知识的种类与性质，探讨知识的谱系和进阶。它教会研究者懂得，自己研究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如对策性的、启蒙宣传性的、客观描述的、意识形态的和方法工具论的等等，然后分门别类讨论不同功用和不同载体等。"
曼海姆是德国批判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他提醒了知识形态的各种变异，要求区分（譬如说）类似真理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社会决定的知识、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带有偏见的知识、乌托邦的知识和虚假知识等。他指出，知识社会学让人重视知识与社会环境关系，使研究工作挣脱或剥离表象，对知识本身做认识论的反思。知识社会学并不试图取代精神分析和传统认识论之类的学术领地，而是提示特定论断内在的局限性，察看先验性知识或"完美知识"的逻辑断裂，否定经验主 义认识论的狭隘。"每一种知识理论本身都会受到科学在其时代所采取的形式的影响，而且仅仅在这种形式中，每一种知识理论可以获得关于知识本质的概念。"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观点与创作来源于包含各种冲突看法的媒介，杰出而敏感的知识分子能根据社会需要审慎梳理，带动社会与民族的思想进步。知识分子的整合工作不是各种群体已有意见的算术平均数，而是以知识创造的方式维护和利用积累下来的文化成果和社会能量。
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母亲对孩子的口头教诲或部落人关于图腾的日常崇拜培养了内在而持久、未必见诸文字的知识;萌芽状态或朦胧感觉到的知识有别于那些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知识（意识形态）;个人体验，尤其是冥想生成的知识，显然不同于有意建构的知识。他把知识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另一类是关于事实关联的知识。知识的定义与认知绝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复杂的习得过程。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和不全面的。语言的表达、句法的构造、常识的推理、心理学的解释、概率论（ 概然性）、科学推理的公设，包括物理学、归纳法和因果线等，都有其真理成分与特定限制。整个社会的知识和单独个人的知识比起来，既可以说多，也可说不够∶社会的知识包括百科全书的全部内容和学术团体汇报的全部文献，但是关于个人生活的特殊色调和纹理的那些温暖而亲切的事物，它却一无所知。因此他提倡用科学精神探索未知的同时，保持质疑和审慎的知识观，懂得人的局限和科学的限度，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
有关知识的元理论给此处有关外交知识的讨论诸多启示。外交形态就是值得深究的一种知识。在早期欧洲外交起源的主要地点之一的意大利，外交仅是教廷关于宗教事务及等级划分的赋权仪式;中世纪多数时间内，外交不过是君主私人代表就皇室联姻或诸侯分封展开的特使交往。近代主权国家的确立使今人所说的代表民族国家的方式流行起来，如外交沟通、谈判和签约等。旧时外交圈子很小且神秘，多受制于帝王权柄。二战后的全球外交朝着民主化转型，出现决策透明化、外交为民、公共外交和多轨外交等变革。越是发达进步的地方，外交越不只是国家目标及精英意志的传递，也成了社会塑造影响的渠道之一。循着知识考古学的线索，可以发现外交话语者的日益增多，见证国际国内多重主体参与的轨迹。例如，主权与民族独立的外交话语多来自国务活动家、立法司法和外交部门.全球范围禁雷倡议和公约更多出自民间运动与个人倡导，海洋法、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游说提示了国际间立法司法的新进程，它们从不同侧面昭示各国外交的演化与进步。在外交学层面，好的研究工作不仅能诠释政府目标，还可以透射看似矛盾的各层面诉求，揭示国际社会的构造规律，培育新的观念与话语。关乎外交的知识在不停流动、组合、更新和再造，这要求研究人员把静态 、狭窄、单薄的点和线发展为立体的 、动态的和有延展性的范畴。尤其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和多民族国家，用这种态度发展外交知识，"金字塔"式的架构就会逐渐显现，即既有顶层设计和核心决策的知识，又有中间部分和草根层次的知识，还有主流学识之外的各种分支与次领域。持续推动下去，外交学人会兴致盎然，外交定义将不断扩充，外交知识进步必然呈丰富多元之势。
借鉴罗素的分类，外交知识可以被分出更多细目和类型，而不再仅限于国家间外交部门沟通、谈判或博弈的知识。比如，可区分器物层面的知识（如外交的人财物资源），制度层面的知识（如中国特色的党政关系和涉外机构的设置），观念层面的知识（ 如当代中国精英在不同时代的世界观）。划分"关于事实的知识"和"关于事实间联系的知识"之后，外交常识、外交史料和外交文件之类可归入前者，外交学、外交理论和外交分析范式等则可放进后者框架。依此思考，主权、权力、自助、合作、竞争和损益等外交知识与财富变动、油价波动和战乱起伏之类外交知识，在习得与展示的方式上也有不同。在今天的世界政治里，不仅应了解主体民族和国家的知识及渊源，还须理解非主体民族和各种跨界族群的知识及渊源，懂得全球多数国家内存在的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及文化传统的差异性，让外交知识的源头活水更加充沛。在课堂上，用权力现实主义阐释权力概念时，它就容易限于国家机器的力量（如国内生产总值和战场上武器的力量），生成民族国家间你胜我败和零和博弈的逻辑;采用了制度建构主 义分析，权力就有无数种形态，如话语权的力量、草根的力量、大炮的力量、女性的力量、规则的力量和传染病的力量，竞争与合作的组合变复杂。看似"自然状态"的那些常识，如国家的存在 、族群的分割、领十和边界的设置，以及某些难以避免的暴力对抗，其实往往是人为设定与模板化思维的后果。哪怕外交发言人传递给公众的有关国际事务和外交形势的权威知识，亦是经过各种梳理、加工和分类的，与原初混沌杂糅的知识形态亦有很大差异。研究者的任务在于，不是简单地接受现成理解，而是针对原始素材做知识考古工作，梳理决策层、公众与传媒、教育机构与智库缔造的不同知识。学术使命将揭示特定知识的表层阅读与深层阅读，注意专门知识的表意、深意和歧义，深挖容易被忽略的那些点、线和面，使知识累积呈现枝繁叶茂的树状伸展，或者说交错叠加的地质页岩。它将更多激励研究者，寻找那些潜藏的、未充分发育或包含杂质的知识矿脉。对于本身就像一个世界和一种宇宙的超大国家来说，这种认识论有助于其建筑外交知识的崭新大厦。
最后，沿着这一方向也许能有效减少内卷现象，提升研究者的品位。具有美感的研究不仅传递有关情势的具体信息，还会吸引人去创造性思考和学会共情。它兼具真善美的向度∶"真"是指以科学态度推进对真理的探究，懂得不受干扰地看待具体外交政策与大的国家利益和时代变迁的关系;"善"是指培养人的国际情怀与本土视野，防止狭隘偏颇的东西占满心胸;"美"则指生发研究者及分析过程的想象力和灵动性，有艺术般的展示和美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来自费孝通先生的著名格言，表达出中国哲学的深邃远见，也是外交美学的应有之义。它有利于培育风范大国国民性，让人以健康心态对待外交领域的特殊知识，如那些无法证实的知识（各种"阴谋论"），那些无法在现实中感受的知识（如"天堂的存在"或"外星人现身"），那些需要经常修正的知识（如各国大选选情预测），那些模棱两可的知识（如地区冲突形势"亦喜亦忧"之类），那些由个人体验和抽象灌输反差造成的知识（如战争造成悲伤的感受，国家间关系"最好"或"最糟"的表态），那些表层阅读和深层阅读带来差异的知识（ 如有关"酷刑"、"种族隔离"、"后殖民时代"），学会辨识国际关系视域下的"感悟"、"审美"、"向善"、"人性"、"艺术"和"崇高"。总之，让外交学聚焦"大写的人"成为当代人文学术新的部分。冯友兰先生曾说，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当人们对知识进行思索或谈论时，这种思索和谈论的本身也是知识，是"关于思索的思索"，也即"反思"。" 同理，高品质的外交学既是包含应用性的一种知识，更是形而上的一门学问，它不光增加具象的知识，还能塑造研究者的品格与世界观。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