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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抱怨管理部门过于严厉或宏观环境的各种不利因素，既不足够，也不公平，研究者应该反思自己在选择题目和收集资料时做得如何，是否真的用心。

先自我反省一下。十多年前笔者曾撰文提出，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外交形成了有独特性和创造性的理念和做法，如"发展"、"主权"、"责任"三大目标的相辅相成;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即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世界关系和国际多边组织关系;"和谐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性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外交转型。这些特色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国际变局下的巨大进步，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回过头来看，这些观点并没有错，但整篇文章只谈大的结构，仅有对成就的褒扬，忽略了微观层面，缺少对政策评估及纠错机制的讨论。这多少与那时的研究心态有关。持续尝试引进借鉴西方理论之后，笔者转向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实践的分析，更多注意上升的那些层面及动因，赞美特色的同时放松了对缺点的检讨。其实仔细想想，成就与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比如，三大目标下面难道不存在失衡的点与时刻?"韬光养晦"被"奋发有为"替代的过程是否伴随新的利与弊生成?中国外交态势如何随着实力与意愿改变?复合外交形态是完成式还是进行式?"四条线"的主次是否会不断变动?有无优先性的确定次序?随着中美长期战略竞争态势的形成，"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如何与防止新冷战的需求对接?不干涉内政原则怎样既维护自身不断扩大的利益也令国际社会理解接受? 如何阐释妨碍"以人为本"外交的内外因素?政治领导人的代际变化对外交方针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有何影响，国内外学界对此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看法?世界范围外交转型的渐进与突变有哪些经验教训?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上述文章显然有缺失。

谈及拓展外交研究、开辟新思路，不由想起庄礼伟教授的见解。新冠疫情前，在《国际政治研究》选题策划会上，这位来自暨南大学的东南亚问题专家指出，现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很多文字看似高大上但不接地气。他多年来有意接触在广东打拼的农民工和弱势群体，放眼观察东南亚地区少数族群的生存状态，用专栏和随笔讲述弱势人群和"他者"故事。从他的"草根视角"、"亚非视角"、"南方视角"，可以感受与主流媒体及学界（无论中外）呈现的不一样世界。

重要的是，这些群体虽然占有人口的绝大多数，对国家大事有自己的想法和说法，却由于不生活在大都市精英圈或世界中心地带，缺少发声渠道与代表。庄礼伟还举例说，从弱势角度反思当代世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时代"、"人民革命与社会抗争"、"冲突时境下的生命政治"、"沉默大多数的表达方式"等就会浮出水面，成为好的研究题目。" 他后来在国外考察时不幸去世，但其留下的思考却让人难以忘怀。

从国际上看，多年来有不少尝试将弱势群体放入国际政治框架、观察其权利与发声渠道和揭示主流研究缺陷的努力。比如，有的追踪各地土著权利议程如何改变国际现状，挑战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主权观、自由主义国家基础和国际人权共识;有的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呼吁研究方法的非殖民化和土著分析议程;还有的倡导国际关系学科的多元声音和想象，对诸如"人性"、"代理"、"治理"、"威胁"和"伤害"等概念批判重塑;著名的"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或"中心—边缘"学说（拉美学者），早就指出欧美中心主义对于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的危害。这类路径近年也得到中国年轻学人的注意，且尝试用来分析本土现象，尽管远没有共识和足够影响。在2020年 11 月下旬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上，出身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北大年轻学者金磊，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少数民族诠释视角∶指向、基础和路径"的学术论文。 他呼吁重视少数民族的神话与史诗及其背后的世界观，重视少数民族的迁徙与生存（分析其规模、危机与脆弱性），重视多文明构成的多样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角色），重视作为原始社会契约的少数民族习惯法，重视"地缘"、"边界"等概念的生成。他尤其强调实地考察与资料整理的重要性，包括收集少数民族自身的历史记录，标定史籍、口传史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有脉络;结合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对少数民族及其生活区域进行现场观察，收集各朝代典籍所载的先民记录，包括外交诏文、地方志、游记、铭文、石刻和考古发现等。这些汇集成中国少数民族思想史和实践史的丰富记忆，可帮助研究界从恢复的片段中提取精华，展示被遗忘或忽略的少数民族地区史，更加完整解说中心王朝的外交及其主导的地区秩序。

笔者以为，这类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是占有当今世界人口总数近 1/5 的超大国家，也是为数不多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还是国内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且它们中有许多具有踏界跨境特性的多族群社会。在整个国家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区域各民族的成长与认同呈现更多不同。在这样的特殊构造下思考外交和国际关系，需要努力展示这种多元一体、色彩斑斓的民族国家形态及其方针政策，包括历史传统的多样、文化心理的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和内外相处的各种规范。固有的"大一统"政治文化和儒家精神反映了主流的需求与特点，有其优势与作用，然而无法涵盖非主体民族和边疆地区的演化线索，这导致学术资源的配置不均衡和研究者视野狭隘。外部有主导地位的那些学说与范式，尽管有其多元文明的渊源和一定创新力，包括与主流学说共生的各种批判理论，但毕竟多数人从外部观察揣摩中国，失之浅显乃至臆断多多。类似庄礼伟和金磊的尝试，可以拓展中国现有研究议程，增强"多元一体"的文化自觉，亦能裨益中外学术对话。

由此出发，本文将继续探讨国际问题的研究如何借鉴其他学科，以开拓更多思想源泉。包括外交学在内的整个国际关系研究，似乎是一个"生态位"较低的学术分支。20 世纪在综合了生态学、生物进化论和物种信息分析等理论后形成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学说，解释了生态圈里单独个体或种群在更大种群或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及其功能关系。所谓生态位，是指在生态系统和群落中，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相关联的特定时空及功能作用。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只有生态位重叠的生命系统才会产生争夺生态位的竞争，竞争是争夺最适宜生存的生态区域。自然物种的生态位实际上是物种能获得和利用的生态资源空间，生态位越宽，物种的适应性越强，生态空间越大，可利用的资源越多越杂，物种的竞争力越强且越可持续。各物种或类别为了建立各自的生态位，须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动态筛选和适应环境，找到独有的行为方式。由于这种特殊的学习适应，看似规模和实力弱小的物种也能在大自然里与庞然大物和睦共生，后者亦以前者的生存作为维系自身的前提，从而形成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的多样性，使总的生态得到最优利用和不断延续。" 生态位概念对外交研究有启发作用。国际问题研究从别的学科引入的概念和方法比较多，如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从物理学和经济学获得的借鉴，战略威慑学说对工程学和博弈论的借用，温特的建构主义同分析哲学、语义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间的承续。反过来，国际关系学或外交学变成其它学术门类参照的概念十分罕见。国际问题研究和外交学像是主流学科扩展出来的分支，是二级学科甚至更小的领域，引进多输出少。

生态位理论提示的改进方向是，摸清整体环境的构造特点与变动趋势，找准自身生态位并发挥比较优势，尽最大努力增强竞争力。拿外交研究来说，遵循这一机理，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宜鼓励各省区、地方政府和民族区域范围扬长避短、避免雷同，建立有区位优势和特色需求的研究方向，让各自的"生态位"凸显出来。比如，西北省份可多探讨与防止"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相关的课题，东南沿海大力发展涉海外交研究项目（如海洋安全、海洋国际关系、海洋合作开发及至次级小课题），西南方向沿边省区更多关注南亚、东南亚及其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如边疆跨界少数民族的对外交往、走私贩毒和小武器非法销售之类的防范），东北地区有较多资源开发与俄远东地区、朝鲜半岛和外蒙等专精题目（如跨国移民、水资源跨境利用合作、地方配合中央防止半岛核扩散等）。在国家和地方各级部门投入和学术导向激励下，学者和研究界的创造力和个性将逐渐激发，研究成果将呈现层次感和多样化。同理，各个学术期刊、各领域的研究机构和各地各专业的大学朝着建立类似"岭南学派"、"中原学派"、"西北风"、"东北味"、"京派"、"沪派"和培育更多个性成果的方向引导，绘制错落有致、色彩斑斓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画面。

有关"医学是什么"的讨论"或可从另一角度增强本文的思想。当人们把现代医学理解为一门科学的时候，首先是把它作为一种循证医学，即看病讲求证据，通过观察、仪器和化验等，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对病人做出诊断。在这个进程中，机器越来越复杂，药物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精细;临床分支层出不穷，分了外科还要分胸外科、神经外科、普外科和骨科，分了内科还要分心内科、神经内科、血液科和呼吸科等;医学统计按某个标准的诊断准确率是多少，治疗的有效率是多少。后来的研究发现，单向的努力不够，于是又发展出叙事医学，即要求医生看病不单单关注病人的病理，还要关心病人怎么想、经济状况如何和家属态度之类，要与病人及社会共情，具备认知、解释和感化他人的能力。随着社会进步和需求多样化，医学被赋予手术美容、防治"三高"、预防衰老和临终关怀等新的使命。医学界一直在探索，哪些应该纳入，哪些不属于医学范畴，什么是医学的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遂有了"人文医学"新观念。医学知识的进步说明，即便"硬核"的科学也无固定框框，知识的掌握是一个开放吸纳的过程。对于国际关系和外交分析者，它是有意义的叙事。学科仅是吸收和层化的架构，有跨界交叉，有对人的关切。外交学也是关乎人的学问，探讨民族的情感、战争的治愈、技术的冲击，以及能力和价值的培育等。国际问题研究没有理由止步于某个时点、单一解释和具体任务，层化、分叉和专精的努力永远在路上。知识进步不应限于工具性的改善，而须有心理与情感的关切。

在不确定增多的时代，复杂性学说受到更多重视。它教会人们不能格式化和单向度地看待事物，要有"复杂性思维"。例如，常规理论不太讲解为什么曾让美国及西方世界胆寒且存续了大半个世纪的苏联会突然解体?为什么股票市场或石油价格会脱离实际经济和供需关系大起大落?为什么原始的液态氨基酸和简单分子会转化成活细胞，单个细胞逐渐形成像海藻、水母、昆虫，最后到人类这样的生物体，人类又耗费这么多时间和气力来组成家庭、部落、社团、民族及不同类型社会，其间有其它生命体难以比拟的信任和残杀?为什么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据说是由无到有的"大爆炸"形成，物理学尤其是热力学难以解释宇宙中各种奇妙建构与解构如何并存;银河、行星、细菌、动物和大脑等各种组织是随机进化的结果，还是人们至今不知晓因素的作用?面对类似困惑，经典学说确实显得乏力。复杂性学说给出的思考线索是，把上述情景看作不同的复杂系统，既分别又综合追溯它们的功能机理与联系，对非线性改变和不确定性加以估算。千万个蛋白、脂肪和细胞核酸相互产生化学作用并组成了活细胞，亿万个彼此关联的神经细胞组成了大脑，无数相互依存的个人组成了人类社会;在每种情况下，无穷无尽的相互作用使得每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产生了自组织;一组组单个的动因在寻求相互适应与延续中超越了自我，获得了生命、思想和目的等作为单个动因不可能具备的集成特征。这些复杂的和具有自组织性的系统可不断适应和自我调整。它们将所发生的一切转化为于己有利的东西，同时自身也在适应进化。这与单纯的计算机集成电路板或雪花等所谓复杂物体有本质区别，因而更活跃、更无序。复杂性思维预感了混沌现象。极简单的动力导致的极复杂的、难预见的后果，如细小碎片产生整体美感，翻沫后的汹涌河流，万里晴空的气漩。

在笔者看来，复杂性学说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外交研究而言，它启发人们用辩证态度看待国际关系和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互动，大到像美国和俄罗斯这样全球级别的国家政府，小到如中东库尔德族及在不同境内的村落，乃至各式军工集团和极端势力、事发地的普通人和遥远他国的电视观众。用装有复杂性思维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加以观察，让研究对象在不同场景下相互作用并多重呈现，令叙事线条挣脱单向度的框框。其次，复杂性想象有利于开发不同于以往的命题。貌似手段强大的决策机构实则有难言之隐;反过来，看似边缘弱小的草根行动者能把"非理性"政治诉求转化成具有突发性和震撼的事态。大与小、强与弱 、攻与守、胜与负等"对子"变得相对和有层差。实力、利益、意志和行为等重要范畴不是按旧标准划分等级，而是构成错综复杂的组合。这种思维让研究触角伸向全新的领域，如"惊悚"的形成、"黑天鹅"的飞起、信息时代的"涌现"和国际外交的变异等等。它不止有助于决策部门改进危机预警及管控，更可以激励研究者的好奇心和新路径的生成。

借用量子力学的表述，复杂性思维尝试捕捉的既是难于测量的波，又是相对守恒的粒子。 量子世界发现很多超出经典世界的现象，激励不同学派的物理学家殚精竭虑地提出各种假说。"薜定谔的猫"提示了测不准原理，"上帝掷骰子"被用来形容量子世界的不确定，"双缝干涉实验"揭示"平行宇宙"和"多世界解释"，霍金的《时间简史》打动了千万读者，很多人因此仰望星空，领悟数学与艺术合体之美。同样是研究工作，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什么时候也能让人怦然心动? 确实，国际政治学界和外交研究有天然局限，政治议题的严肃性、外交事务的敏感性 、国家安全的重大性和本学科历史的短促等似乎导致本领域不易创造物理学和数学那种美妙，但绝非毫无改进可能。《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探讨了国家间战争胜负的多重致因，揭开国际关系和外交史上的悲惨一幕。作者提出，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征服美洲十著的进程中，关键因素并非入侵者拥有的精良武器装备和军事技能，而是其携带的传染性病菌。作者思索并追问，为什么印第安人的疾病没有杀死入侵者并传回欧洲，感染和消灭众多的欧洲人口?工业化、城镇化和人际交往的密度，以及食物链和动植物种类的环境习性对于欧洲殖民者和美洲被殖民地之间不对等的"病菌交流"起到什么作用?

该书的书名提醒读者思考军事、免疫力和生产方式的关联，用新的视角看待人类各种文明命运的诡异改变。纵览全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军事学 、生物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知识信手拈来，思想独到又叙事生动。学术思想的创作，应是一种充满张力和动感的态势，像凝望和静思浩瀚宇宙那样放开思绪。外交是人的交往，国际政治亦是人之情感和欲望的复杂再现。

把国际问题探索和外交学术比作一门"艺术"或"美学"或许是有道理的。繁简疏密、具象心印、老嫩粗细、雅俗隐显、远近明暗、刚柔黑白、阴阳明暗、枯润色墨、虚实藏露、中外开合、丰盈羸弱 、凸起坍塌和质华奇正等，这些概念可以助益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有关核心与边缘、南方与北方、强权与弱小、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硬实力与软实力等问题的思考，把国际关系的美感和外交方式的变幻加以呈现。广袤的国际关系领域并非仅有邪恶黑暗和博弈算计，并不只是大国秀肌肉的场所，它还存在着真善美的特质，有着隐约或显著的进化线索，展现不同群体和人物的喜乐哀怨或韧性豁达。国际问题的研究可以是"三维"的，即从科学、人文和艺术的不同角度，助力学科范式和学派分野，呈现世界政治各幕剧情；通过三位一体的工作，有助于察觉国际行为体的不同脉动，细捋世界政治的多重后果，看清外交发展的各种场景。"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具弹性的议程将使我们的外交研究从粗放到精致，由单调变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