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易纲早前在出席博鳌论坛时指出，中国央行对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仍在继续完善，央行在这当中主要扮演什么角色？

孙立坚：首先，央行有其他金融机构不具备的培育金融市场交易活力的手段。比如，央行能为改进绿色技术的企业做信用担保，所以这类企业的融资就相当于是由具有货币发行权和监管权的中央银行到资本市场去融资，这样，企业的偿债能力就大幅度地提高了，违约的风险也大幅度地降低，因此它发债的价格就可以达到信用级别最高的企业发债的高价格，其融资成本就会急剧降低，这就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推动了绿色技术的创新。

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消费者希望把自己的劳动所得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用于未来消费的准备，由于绿色金融资产有央行作为信用背书，安全有保障，收益却比一般资产的存款利息高不少，于是，市场就会把很多过去用于股市或楼市投资的资金退出来投向绿色金融资产，这样中国的市场储蓄就能够很好地把资金用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

其次，央行还可以发挥它的监管功能。具体而言，如果央行对银行的贷款业务进行考核，它有多少业务是用于绿色技术改造的？企业和一些绿色转型的制造业的贷款比例是否达标？这个标准叫宏观审慎性监管标准。如果把贷款给污染型行业的业务纳入到是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性监管的范畴的话，继续给传统行业放贷，即使传统行业因为没有绿色成本的增加而获得比转型企业更高的利润，央行也会认为这种更高利润的形成是蕴含风险的，金融机构需要为此接受惩罚。有了这种宏观审慎性监管，商业银行自然会按照国际上倡议的“赤道原则”担起社会责任，把贷款用于绿色项目。这就是通过央行特殊的监管手段来达到市场资金配置方向转好的效果。

第三，央行可以给国家的高层领导或其他相关部门提供目前中国的绿色标准和碳排放的阶段性要求是否合理的判断。因为我们的碳金融市场和碳交易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参与市场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的业务还停留在过去的模式当中，都需要一个转型的时间。如果转型的时间不充足的话，很可能会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出现坏账，企业也很有可能为了达标而不能做盈利项目，从而造成其偿债能力的恶化。所以央行采取一些金融的政策工具去做试点的压力测试是非常必要的，这能让我们把握稳中求进的尺度，确保我们美好的初衷能够实现，而不是因高昂代价而不能落地，甚至是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负面结果。

对此，我还想提出一点建议：央行可以用非对称的货币和信用政策支持绿色技术的创新，然后将获得的技术控股权转让给关键性行业的中小企业，让我们的中小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能够以较小的成本进入到新的绿色生态的轨道当中，从而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作者是复旦发展研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