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重的新冠疫情，美国体制严重缺乏适应性和回应性，无疑是美国现代国家的体系运行和制度能力降维的恶果。举例而言，在突发疫情面前，美国之所以无法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就是因为其国家认证已经严重落后于来自私营市场部门的社会认证：前者仅限于犯罪、税收和福利三个领域，后者则早已开门入户、登堂入室，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瞬间定位、实时跟踪、全面储存、统计分析；而且，后者也和作为消费者的公民个体一样反对国家干预，实际上是拒绝将自己掌握的认证权力让与国家，因为这种权力是其商业模式的根本支撑。

与上层精英相比，美国大众的政治影响力严重不足。虽然美国大众可以通过游行、示威、集会、静坐等方式来表达诉求参与政治，但这不得超越法律的雷池半步。一旦出现挑战政府权威、让警察难以招架的骚乱势头，国民警卫队这种准军事力量很快就会出场来恢复法律与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大众的政治参与所能改变的，只是政策的细节，而非政策的导向。利益集团家族制复兴、上层精英离心离德、家庭价值观衰落、教育严重分化、收入两极分化、阶层高度固化、警察执法滥用暴力、医疗成本高昂、非婚生子女比例过高、枪支犯罪、毒品泛滥等严峻的现实困境，都因为涉及公共政策的根本方向，变成了难以撼动的政治雷区。

当今美国就像一艘超载的大船，转向难，掉头更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历了二十年的民主化运动，新政自由主义以缩小不同阶层经济社会地位差异为旨向，推动了平等主义的政策改革。大众的参与诉求让美国的现代国家统治能力备受挑战，美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借势复兴，让尼克松以恢复法律与秩序为纲领赢得总统选举。美国自由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的价值分歧，直接体现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的政策分歧。在教育、医保、社保、扶贫和平权等社会经济议题，就业、家庭稳定、严惩犯罪、尊重传统的地方关系和邻里关系等文化价值议题，以及政府与市场、政府规模、社会开支、减税政策、国防政策等政治议题上，双方都针锋相对，美国在观念上变成了“两个美国”。在1965年实施移民与国籍法之后，补偿行动开始转向逆向种族主义，“美国化”与“去美国化”、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与自由主义的“美国例外论”、自由主义的“世界帝国”与民族主义的“现代国家”之间的激烈争论，并没有“让真理越辩越明”，反倒使美国在文化和正当性上越来越分裂。随着文化分歧继续掩盖经济社会分歧，随着种族问题继续遮蔽阶级问题，美国的政治决断和公共政策也越来越难以调整航向。

▍ 摆脱帝国身份之后能否回归国家

得益于孤悬于两洋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不存在严峻的挑战。人口稀少、地域广阔的优势，也为其现代国家的成长提供了空间。由于不同种族、阶层在教育、工作、居住、生活上的高度隔离分化，美国常规的警察力量、国民警卫队也足以维持其内部的法律与秩序。当今美国的税收能力无远弗届，没有哪一笔交易可以避开国家的税收触角。强大的税收能力和通过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和市场生活的能力，加上美国作为全球化帝国的金融霸主地位，让美国在公债总量屡创新高的情况下，仍能保证国内物价稳定，维持基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因此，美国在前两个维度上仍然是一个现代国家。简言之，当今美国还未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特朗普政府已经意识到美国的现代国家成色严重不足，甚至不再是一个经济独立、社会健康的现代国家，进而认定美国过去近二十年以全球反恐战争为主轴的对外战略失败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再能让美国获利，反倒让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地缘政治上的对手搭了便车。因此，美国要从全球化帝国退回反全球化的主权国家立场。这种保守主义的‍新‍‍姿态在美国内外都掀起了轩然大波，美帝国的正当性在主动和被动的双重因素下加速消解。

对深陷内忧外患的当今美国而言，从帝国退回主权国家，未必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在西方世界，所谓现代国家的兴起本身就是与殖民帝国的兴起同步的。现代国家与帝国的同构性在美国也很明显，政治学在英国或许主要是“帝国的科学”，在美国则既是“帝国的科学”又是“国家的科学”，可以说美国现代国家的胚胎孕育于帝国的子宫。美国作为现代国家在十个维度上的飞跃，都发生于帝国意识笼罩国民精神的美西战争之后，同时也推动了美国现代政治学的兴起。国家意识总是在危机之后浮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变成了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耐人寻味的是，“国家”此时却从社会科学视野中退场了；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衰颓、社会失序和价值滑坡，激发了国家意识的回归。冷战结束后，美国真正成为全球化的帝国；如今，当“历史终结论”的迷雾渐渐散去，“国家”再度登场，从帝国边缘的反恐战场，回到帝国中心的政治舞台。

然而，既然帝国与现代国家同构，美国真的能摆脱帝国身份回到现代国家吗？回到现代国家，真的能像美国保守主义所期望的那样，让美国复兴吗？势头尚不明显，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