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第四维度上的飞跃，出现在1960~1990年的信息时代。信息技术重塑了美国的基础权力结构，认证权由联邦调查局、商务部普查局、国内税收总局、社会保障局、公共卫生局全国卫生统计中心分掌。由此，美国成为一个高度整合、互联互通的“数据库国家”。1984年的《减少赤字法》彻底放弃了1974年隐私法的强保护立场，要求全国各州必须加入联邦政府的全国数据整合、比对和关联系统，以识别各类社会福利的受益人资格。从此进入全国信息系统的数据有：1790年以来的人口和个人身份数据，1933年以来的公民收入和纳税申报信息，1937年以来超过2亿人次的教育、福利、医保、医生收入和社保数据，1960年以来的公共卫生、医疗和人口学记录，9500万个体纳税人和7500万法人纳税人、5000万社保受益人、3000万罪犯和6000万份公民指纹、3900万老年保障受益人、2140万医疗补助受益人、1060万儿童补贴受益人、2120万食品券领取人、6180万私人医保计划的被保险人，还有私人信用数据系统中的5100万信用卡持有人和6200万份信用记录，等等。此外，联邦调查局的全国犯罪历史系统不仅覆盖全国3000万有犯罪记录的人，并整合了6万个刑事司法机构及其50万从业人员、几千个其他政府机构以及从地方学区到美国银行的雇员信息，还涵盖了7000万现役和退役军人、国防承包商和从业人员、核工业从业人员、联邦雇员以及其他需要联邦调查局备案的人员。信息沟通技术所催生的全国犯罪历史、税收和社保数据库大大延伸了美国的国家权力触角，让社会及其成员在国家眼中成为一个透明体。
五维是指政治正当性，这是现代国家的国家理由。有学者将“正当性”称为“权力的合法性”或“合宪性”。一些学者从西方文明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来理解正当性，强调关键在于政教分离、政权独立于神权，现代国家是不干预伦理道德领域多元价值冲突的中立工具。另一些学者强调独立的民族身份、民族认同、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现代国家的国家形成与国家建构中的前提作用。在第五维度上，美国最初的政治架构是由独立战争而非联邦宪法奠定的；美国的政教分离也不是从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开始的，而是从进步时代告别新教主义之后开始。清教主义及其教士集团的支配地位贯穿整个“一维时代”，也为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宗教上的理由，即这是欧洲文明对美洲蛮荒正义的征服。这一点在现代社会科学兴起后被选择性遗忘了。其间，1898年美西战争的胜利是重要的转折点，统一的国民精神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并且兼具帝国与现代国家双重意识，帝国与现代国家同构，帝国理由与国家理由同构。“一维美国”的正当性叙事从清教主义的宗教理由转向政治理由，转向民族国家的整体历史、民族身份、国民意识和国族认同，美国由此形成的以熔炉政策为抓手、以欧洲文明为内核的移民归化、民族同化和国家认同塑造一直比较成功，直到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放弃这一政策。
第六、七、八维度是监管、福利和整合，分别是指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政府干预、对社会财富的政治再分配和对不同阶层利益的协调、吸纳、统合。这三个维度共同指向现代国家的社会目的性，都要求公共政策以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为依归。以个人主义立国的美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成长始于进步时代，大成于新政时代，在民权运动时代达到顶点。其动力来自人口（包括城市人口、老年人口）的增长，残酷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所激发的社会主义运动，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泥沼的各个社会群体的自我保护诉求，欧洲国家在这三个维度上的表率作用，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崩溃和大众恐惧，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强大意识形态压力，以及美国精英集团试图谋求正当性的进步主义意识，等等。这些因素共同迫使美国政府放弃自由放任主义的政府规模假设，逐步扩大政府规模和政府职权。
在进步时代，美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立法，涵盖反腐、食品药品安全、劳动保护、最低工资、公司监管、所得税和选举权等方面。大萧条和“二战”催生了新政自由主义，此后，新政政府力主国家干预社会经济事务，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保障经济长期增长，包括在教育、就业、贷款、劳动培训、失业救济、食品补贴、医疗养老、邮政、水利和国防等领域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在基建、农业、土地、住宅建设、商业银行、海运、航运、出口等特殊经济活动中运用行政手段重新配置资源，以及对能源、犯罪、食药安全、高等教育、国民健康、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流行病、污水处理、饮用水安全、生活质量、环境破坏、种族歧视、通货膨胀等城市化所加剧的社会问题进行国家干预，从而维护基本的社会安全，纠正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谋求社会和谐。尽管美国不是欧洲那样的高福利国家，但福利体系仍然是美国政府干预社会、矫正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恶果的关键。政府干预主义成为医治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严重创伤的政治药方，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大规模复杂社会的必要手段。
九维是指民权保障，抽象的人民主权转化为公民权利的扩展。除了社会大众的自我保护诉求和选举政治的压力效应以外，来自苏联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正当性竞争，也让美国急于摆脱种族主义国家的骂名。如果按照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的三分法，美国人的政治权利范围是在缓慢扩展的，近百年前妇女才成为赋权对象，近六十年前黑人才成为赋权对象。而美国人的经济社会权利，始终没有获得宪法层面的确认，小罗斯福临终前为美国制定“第二权利法案”即经济社会权利法案的愿望最终落空。1964年黑人获得选举权，正是从这一年起，美国人政治权利的扩展止步，文化权利的扩展进程加快。美国由此逐渐走向极端化的两极政治，形成两党两大意识形态的对峙格局，成为美国人“恨政治”的根源。
最后，十维是指通过工业化来保障经济独立和社会健康。工业化让美国政府拥有充分的资源，来资助军事技术现代化、支撑遍布世界的军事力量从而保障国家安全，设立更多的政府部门，养活越来越多的政府公务人员，保障国防经济体系所必要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提供覆盖范围广泛的公共教育，供给面向全国和各州的福利保障，回应社会大众的政策诉求。工业化的成果为现代国家提供了经济独立和社会健康的物质基础。
毋庸置疑，很难有国家十全十美，这十个维度既非一蹴而就，也非齐头并进，更非一成不变。现代国家在任何一个维度上的成长，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都需要适宜的内外环境、制度条件和动力要素。在某个或某些维度上越成熟，现代国家的成色就越足。但是，一旦走到某个节点，制度产生稳定的行为模式，上层精英自上而下地控制国家决策，将输入端锁死进而闭塞输出端，极端的现代化追求反倒带来过度的制度化。在外部环境产生重大向好变化的刺激下，国家的统治精英群体很可能走向过度自信，从而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僵化和停滞，甚至有可能逆转现代化进程，让现代国家走上反现代、“去现代化”的道路。
▍ 从世界霸主向现代国家的降维
自从崛起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以来，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与公共政策变革就对西方各国影响巨大，带来西方内部的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全球化”。在美苏长期战略对峙的世界格局下，美国更是成为西方阵营的领导者，其现代国家模式出口到了拉美、东亚，以及苏东剧变之后的东欧、非洲等地区。苏东剧变之后的三十年来，美国陡然成为独一无二的全球化帝国，其帝国地位不仅表现在军事基地、军事力量遍布全世界重要站点、通道和地区，也表现在全球各主要地区的核心国家的兴起都有可能被美国视为对自身帝国霸主地位的挑战。因此，把美国这一时期的现代国家模式说成某种“世界政体”也并不为过。然而，在“历史终结论”兴起之后，美国却逐渐走向心智的闭塞，甚至退出现代化进程的快车道，变成了一个洋洋自得的“慢国家”。
美国的现代国家降维的典型表征，是越来越丧失通过调整政治过程与政策过程来吸纳整合不同阶层利益的政治能力。在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中，美国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中上层阶级主导，它们不仅是选举期间总统、国会议员和各州官员候选人的最主要竞选捐助者，而且在两次选举之间把持着政治体系的输入端，操控着白宫与国会的议程设置权，左右着政府官员的行政立法，还利用否决点过多且过于分散的政治体系影响政治决断，利用僵化的司法体系阻扰不利于自己的政策执行。由此，立法者成了特殊利益的附庸，法院和立法机构攫取了行政权力，行政机构丧失了自主性，公共政策扭曲失能，政府质量不断恶化。福山将这些问题统称为美国的政治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