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道理，大学扩招表面上是一项普惠政策，但实际上更有利于中上层阶级。在过去，由于大学录取率低，相当一部分精英的子女无法接受高等教育，难以直接继承父辈的地位，往往被安排到相对普通的岗位；而现在，鲜有精英子弟没有大学文凭，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考试或竞聘方式进入好单位和重要岗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以农村生源为主体的“蚁族”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当前中国，一个“新底层”正在形成之中，其主体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所谓“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年龄集中在22~29岁，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来自外地农村（占54.7%）和小城镇（占20.7%），月均收入1956元，远远低于同期北京市城镇职工平均工资（3726元）！不仅如此，他们的工作岗位也相对不稳定，不少人没有协定劳动就业协议，没有三金，经济上缺乏安全感。他们与传统的底层相比，社会经济地位相似，但拥有较高的学历，职业期待和自我预期较高，属于“高素质底层”。

另一个组成部分则是“新生代农民工”（80后、90后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出生或成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笔者称之为“城市化的孩子”）。有关调查显示：与父辈相比，他们的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更加强烈，注重精神需求，在意工作环境，更加渴望融入城市，对于知识、技能、自我实现及人际交往更加渴求。这就使得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民工荒”势在必然；也使得“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道路和城市管理模式逐渐失去合法性，“公民权”呼之欲出。

在这样一个“新底层”的形成过程中，教育体系至少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如前所述，“蚁族”实际上是扩招与精英再生产的牺牲品；而农民工子女同样难以从当前的教育体制中获益，笔者的一项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成长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则制度性地自我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与自尊，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两类机制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自有阶级和国家以来，阶级再生产就是客观存在的现象。阶级再生产和社会流动都是相对的概念，共存于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区别仅在于二者的比重。我们甚至不能简单地说社会流动是“好”的，阶级再生产是“坏”的；毋宁说，阶级再生产代表了稳定的一面，社会流动代表了活力的一面，二者的适度平衡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运行。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借鉴。其实美国也不像“美国梦”所描绘的那样充满流动性，但美国有一套精致的教育分流机制将阶级再生产“合理化”：虽然精英子弟更容易进入名牌大学，工人阶级子弟更多地进入社区大学和职业学校；但是，技术蓝领的收入往往高于普通白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阶级再生产的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国大力发展与市场接轨的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让底层青年用技术来“武装”自己，而不是赤手空拳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或许是一个可以带来帕累托改进的办法——既可以改善底层的生存境遇，又顺应了“中国制造”的技术升级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仍然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办学模式，师资、技术和专业设置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导致职业教育对企业和学生都缺乏吸引力，不少学校经营惨淡。技工教育的发展则受到体制和观念的双重束缚，一方面，由于不属于学历教育，缺乏社会认可度，各级政府也不甚重视；另一方面，技工教育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不能在全国招生，也无法进入教育部的招生平台。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使得技工教育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江湖，管理混乱，恶性竞争，实习设备和教学方法落后。在这种形势下，鼓励行业龙头企业进军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市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办学的同时，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扶持，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技工短缺”与“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中国的阶级再生产实际上是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我们不能过多地去责备教育部门，但我们必须正视教育公平这样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教育，患不优，更患不公！客观上，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机会不平等应当有一条底线：不应当让底层失去梦想，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改变命运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体制不是在加剧而是在尽量缩小这种差距。如何使中国教育更多地促进社会流动，这是一个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政治课题。

（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