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打工人“一词爆红网络，它与日语的“社畜”含义相近（被公司当牲畜一样压榨的牲畜）, 在使用语境下又结合了中国社会的特定情绪，比如对特定职业处境的自嘲，“打工累吗？累。但是我不能哭，因为骑电动车的时候擦眼泪不安全。别哭，打工人！“，或是对收入差距的调侃，“早安，打工人！今天再坚持努力一点，老板马上就能换车了。“ 根据网友的说法，“打工人”最早来源于某位吹捧自己保安、大专生身份的网红，他的黑色幽默引发共鸣，在网友再创作时褪去职业的区隔色彩，泛指所有拿着微薄工资，在快节奏的压力型环境中工作的人们。

打工人的“横空出世”，究其原因言人人殊，但的确有集体情绪的解剖价值。熊易寒先生指出，当前社会正萌生一个“新底层”，不仅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及在城市中长大的农民工子女。两大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前者实为扩招与精英再生产的牺牲品，而后者同样难从当前教育体制中获益，二者最终都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

熊易寒先生认为，教育原本在中国社会中扮演促进社会流动的角色，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但素质教育的“全方位”，实则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投资比重，使相对贫困的家庭和地区无力负担昂贵的教育成本。就业公平与教育公平密不可分，就业市场中的不平等主要与行业垄断、裙带关系、利益交换等现象联系在一起，并不能靠“择校改革”和“师资交流”等“止疼片”改善，也无法高校扩招的“一刀切”来实现。

他认为，公平的达成并非全靠社会流动，人人当白领/进精英行业既不现实，也无利于社会分工，但提高蓝领收入及市场导向的职业教育，却是一个缩小差距的方法，也是对阶级再生产的补偿。在阶级再生产和社会流动的不断博弈平衡中，每个人都应拥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如果说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道出了当代中国教育的硬伤，那么，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这样一个转变，则凸显了中国教育的隐忧。

当前的中国教育处在一个极其尴尬的地位：在培养高端人才方面，它尚未取得与崛起中的大国相称的成就，盛产“名人”，却未曾培养出大师，特别是当季羡林、钱学森等前辈大师纷纷故去，让世人不禁产生“九斤老太”式的喟叹；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流动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而言，他们比前辈更难以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甚至因为求学而使家庭陷入债务危机，自己在大学毕业后却因为就业难，非但不能鲤鱼跃龙门，反而加入了高学历、低收入聚居者的行列，成为所谓的“蚁族”。

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教育体制，不仅要看它培养了多少拔尖的人才，还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社会的平等和正义。须知，教育不仅是传播知识的过程，也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让出身底层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从而保证社会肌体的活力。如果教育的选拔机制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那势必会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教育的质量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教育的高度，它集中体现为优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二是教育的广度，它集中表现为教育系统对不同阶层的吸纳。前者代表的是“优”，后者代表的是“公”。

当前中国教育的现实是，既不够优秀，也不够公平。中国的阶级结构越来越固化，教育越来越无助于人们的社会流动。

这一现象不能不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的社会流动管道阻塞？我们应当如何从制度层面来保障教育公平，促进社会流动？平心而论，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已经意识到并试图改变教育不公的现状，譬如，要求“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实行县（区）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然而，在笔者看来，以“择校”和“师资交流”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未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我们需要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从一些关键性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入手。

首先，需要协调素质教育与教育公平的关系。素质教育相对于应试教育的优越性是毋庸讳言的，但是素质教育也会对教育公平带来一定的冲击。因为现代的素质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全方位”和“立体式”，除了学校教育，父母、家庭教师、专业培训机构也参与其中，孩童之间的学业竞争也更加提前，以至于出现了“幼儿园大战”，这就意味着教育投资的时间加长、投入加大，而下岗工人、农民、农民工等相对贫困的家庭显然无力负担如此昂贵的教育成本。如果说应试教育侧重考察的是“知识”和“智力”，那么，素质教育更多地考察“见识”和“修养”。而见识、修养、气质、谈吐是与家庭背景高度相关的。

早在2004年，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麦可思(MyCOS)发布的《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也发现：就读211院校与非211本科、高职高职专的比例，专业人员的子女是1.5:1.13:1，管理阶层家庭的子女是1.67:1.33:1，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是0.82:0.92:1，农民和民工的子女就读高职高专比例明显高于其就读于211院校的比例。

并且，无论是在哪一类高校，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是最高的，农民与民工子女还不能在分数上与社会其他阶层公平竞争，加上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基础教育条件差，录取的偏高分数和质量低的基础教育可能造成了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享有高等教育质量上的弱势地位。这些数据正好验证了笔者基于观察所形成的“感性认识”：名牌大学的农村生源越来越少，大城市和中上阶层的孩子越来越多；在笔者的家乡（中部地区某县），当地学生考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高，但考上名牌大学的比例则相对下降；过去尖子生以寒门学子居多，而现在更多地来自中产之家甚至权贵之家。

更糟糕的是，我们所谓的素质教育其实是“半吊子”的素质教育。孩子在家长的安排下，学钢琴、学围棋、学奥数、学芭蕾，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禀赋，而是为了在入学的竞争中获得加分和优先考虑。它“费钱”的一面，使得穷人的孩子和农村的学生被排斥在外；它“功利”的一面，使得参与其中的孩子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学习的乐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素质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同样乏善可陈。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放弃素质教育，回归应试教育。而是说，我们在推行素质教育的时候，一方面要避免“半吊子”的假素质教育，防止素质教育被应试教育的考试机器“俘获”；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一些举措来避免阶层之间、地区之间受教育机会差距的扩大，譬如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合理分配地区间的高考录取名额。此外，还必须看到：保障教育公平绝不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情。譬如，就业公平与教育公平密不可分，就业市场中的不平等主要与行业垄断、裙带关系、利益交换等现象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垄断行为和不规范行为必须通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加以整治。

其次，需要处理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公平问题。关于教育资源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分配问题，学界和公共舆论已有很多的讨论，教育行政部门也开始重视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我这里再补充一点：公立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是否应该办独立学院？当前我国许多公办大学都设有独立学院。

个人认为：独立学院这种办学形式弊大于利。一方面，独立学院不利于民办院校的发展，会挤占民办教育原本就比较狭小的办学空间，使其在生源竞争上更加弱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独立学院相对高昂的学费会导致成绩之外的“二次选择”，即往往是那些家境良好的学生才会选择就读，而贫困家庭的子女即便被录取，也可能被迫放弃。据笔者了解，某重点高校独立学院的学生就业形势竟大大好于该校的“一本”学生，其中的奥秘不言而喻。独立学院这种办学形式使得家境优越、成绩较差的学生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并获得文凭社会的敲门砖，从而合法地继承父辈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