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教授

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个月初我刚刚发表了一篇非SCI的生物学短论文，讨论细胞的起源。

事实上，这是一个36年（1984-2020）的梦想轮回。而在这个36年中，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的科学进步只能在先进知识的海洋里才有可能。

因此，即便我们的产业发展需要“内循环+外循环”，但我们科学的进步却几乎必须主要依靠外循环。只有我们能够和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有持续和通畅的对话，中国的科学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我对生命起源的思考：一个历史的缩影

我高一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估计是某个科普杂志，或者是“十万个为什么”）了前苏联生物学家奥巴林（Oparin）很早就提出了关于生命起源的第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

尽管奥巴林的理论的不少部分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他认为细胞的起源可能和胶体以及团聚体（coacervate）有，但是他的理论提出了几个关键的点（比如，生命起源的第一步应该是有机化学合成）。

之后，我又在某个别的地方知道，1953年，Stanley Miller 在Science杂志发表了当时轰动了科学界的实验：在大致模拟早期地球环境的实验条件下，他从简单的化合物（甲烷、氨气、水、氢气）合成了生命的基础化合物之一：五种氨基酸（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机分子，但是当时的分析手段，他无法鉴别其它的化合物）。

这些都让我觉得，人类还真有可能搞清楚生命是如何起源的。（1953年当然也是华生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的那一年，他们的文章发表在Nature上）。也许，20世纪成为“生物学的世纪”的一年还真是有点道理的。）

因此，我1981年填高考志愿的时候，除了生物学之外，就是阴差阳错地填了中国地质大学（当时叫武汉地质学院）的古生物学专业。而我填报古生物学专业的唯一动机就是：我真的喜欢生命起源这个问题。它是多么终极的问题呀！

但从1984年之后，我对生命起源的追寻就没有继续下去。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当时中国的科学体系和世界最先进的科学体系基本是脱钩了的，或者说是没挂上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