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扩展现代国家概念的意义与价值

扩展中国现代国家概念不仅有坚实的理由，而且有学科发展、历史把握和实践推进三个层面的重要价值，可以用三个命题来概括这些价值。

首先，整合中国政治学对现代国家的研究。

多年来，由于把国家概念主要界定为国家政权组织或统治机器，即前文所述国家统治系统（state），中国政治学关于国家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政权建设和治权建设。近年来，有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热度大大提高，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然而，从现代国家概念框架来看，中国政治学对现代国家的研究其实呈现为一种非均衡格局：关于国家统治系统（state）的研究比较丰满，而关于国族和国民（nation）的研究则比较薄弱。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国族研究本来是现代国家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领域，目前却基本被国内的“民族研究”所替代，而“民族研究”则主要被归结为或压缩为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如果不是极少数政治学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华民族建设的研究，可以说，中国政治学几乎把国族研究这一重要领域让给了民族学。其结果是，中国政治学缺乏从现代国家概念及其理论的整体角度对国族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举例来说，关于中华民族形成问题上的“演化论”和“建构论”之争，从理论上看，其实质是国族建设中重大的国家理论问题。面对这一重大的国家理论问题，不仅民族学、人类学的学者参与了争论，甚至历史学者也发出声音，表示“更愿意在‘演化论’和‘建构论’之间，走一条折中的道路”。然而，面对如此涉及国家理论问题的重大争论，中国政治学几乎没有太多的关注，更不用说从现代国家理论的高度给予回应。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上述状况与中国政治学所采用的国家概念及其定义有关。因为，按照这种狭窄的国家概念，有关国族理论以及国族建设的研究完全有可能被排挤在国家研究的领域之外。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扩展现代国家概念对于中国政治学的价值和意义：推动中国政治学对现代国家进行全面和整体的研究。一方面，放大现代国家研究的领域。中国政治学当然需要继续深化对国家统治系统（如国家政权和治权等）的研究，但必须把国族、国民等纳入现代国家研究的框架之内。换言之，拓宽现有国家研究的范围，甚至把以前常常被忽略的一些冷僻的研究领域，如领土权、海权以及国界理论等，纳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整合现代国家研究的各个领域。现代国家的基本元素相互关联、彼此依存，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无论研究国族建设还是国民建设，都不能不正视国家统治系统的建设；反之，无论探讨国家政权的正当性还是国家治权运行的有效性，都必须关注国族建设中一体整合和多元包容的张力以及公民权的保障、人民有序参与的扩大等复杂变量。

其次，客观把握中国国家形态的历史图景和现实格局。

近现代以来，在古代中国是否是一个国家以及中国现代国家如何定位等问题上，海内外学术界素来争论不断，其中一些观点的出现与现代国家概念的使用有关。

一方面，长期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或者否定中华民族在古代就有其历史根基，认为“中国人习惯用朝代、而不是国家（country）来指称他们的历史共同体，可见，事实上以前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或者“借用欧洲流行的‘民族国家’新观念，把过去所谓的‘中国’解释成不同的王朝，这些王朝只是一个传统的帝国”，甚至由此炮制“清国非国论”。这些论断之所以难以站得住脚，不仅在于其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而且也在于其对现代国家概念的不当使用。从历史事实来看， “前现代的中国” 不仅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政治共同体”，而且是一种有统治集团（君主与官僚体系）、被统治者（臣民）以及其疆域的传统国家。就概念工具而言，他们以所谓“民族—国家”概念为话语工具，或以现代“nation”（国族、国民）为尺度，或以国界分明的领土及其主权为标准，来裁剪和评判古代中国的传统国家形态，不仅无视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根本区别，也是对现代国家概念不适当的使用。

另一方面，他们不把现代国家视为一个成长的动态过程，而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以西方发达成熟的现代国家作为判别标准，断定现代中国的成长可以描述为把华夏文明硬塞进一套专断任意却又受约束的现代国家统治体系的故事，认为中国至今也只是一个以现代国家统治系统作为伪装的文明。这种论调不仅无视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与演进的历史过程，而且否定了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已经确立起现代国家总体格局的基本事实。而这些论调所凭借的当然不仅仅是通常的“民族—国家”概念，而且反映出现代国家理念上的某种话语霸权。

由此来看，现代国家概念的扩展不仅为我们客观把握中国国家形态的古代图景和现代格局提供了恰当的概念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把中国国家之历史与现实接续起来：作为政治共同体，古代中国以传统国家的形态，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立奠定了多元而相互交融的族体、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等深厚基础；中国的现代国家植根华夏文明，承接传统中国，在近现代的发展中不断展现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族统一、人民主权、公民身份等现代品质。只有接续而不是割裂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叙述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故事：回溯过去，科学地把握和揭示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直面现实，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展望未来，坚持不懈地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未竟大业。

最后，系统、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

既然中国现代国家概念是一个包括国族、国民和国家统治系统的复合体，那么实践上，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就不是单一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治权建设，也不仅仅是涉及内政的建设。

从内部看，这是一个集国族建设、国民建设和国家统治系统建设为一体的“三线”建设工程。

国族建设就是中华民族建设。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中华民族的建设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一方面，在国际政治中，“中国拥有一个多元一体的国族即中华民族”，她以中华民族的国族形态立于国际大家庭之中；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中，既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族体之间的和谐与团结，强化它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又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保障它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尊重和保护其文化的多样性。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面对外部霸权主义与内部分离主义势力叠加带来的巨大挑战，化解中华民族建设过程中“一体”和“多元”的结构性张力，形成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理想格局，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和世界命运的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因此，这是“一项筑牢国家统一、稳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的重大工程”。

国民建设就是中国公民建设。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公民建设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其关键是国家政权系统依据宪法和法律，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递进阶梯，不断保障和落实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权利。在此基础上，制定公民履行公民义务的法律规定、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提升公民的整体素养，都是公民建设工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此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空间的进一步扩大，面对不断发展的跨国人员移居、定居，中国的国民建设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跨国移民带来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国家统治系统建设既是政权建设，也是治权建设。前者的要害是不断展现政权的人民性，以确保政权的公共性和正当性；后者的要点在于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持续提升治权服务民众、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性。

就外部而言，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也是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爆发，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在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作为全球大国的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国家建设、不断提高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当是时代赋予中国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总之，在现代国家概念框架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既是上述“三线”建设工程的有机整体，同时也是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肖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