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出家的新闻史学者，故纸堆中的史料“猎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闻圈流传着一种说法：“北有方汉奇，南有宁树藩。”方汉奇和宁树藩都是治新闻史的大家，与科班出身的方汉奇不同，宁树藩其实是半路出家，年近不惑才走入新闻史研究的领域。

1920年，宁树藩生于安徽青阳一户书香门第，6岁起跟着秀才先生在家读书，接受了近10年的旧学启蒙教育，这为他打下了严格的古文基础。21岁时因成绩优异保送至大学，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外文系和中山大学外文系，有过这番学习经历，宁树藩可以直接看英文资料。此外，爱好文学的他还常在东南各报上写稿，毕业后教书兼编过报纸副刊。1949年，宁树藩来到刚解放不久的上海，进入华东革命大学学习。次年，分配到复旦大学担任教师，起先教的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在此期间，宁树藩扎扎实实读了5年马列著作，把马列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从头至尾认真梳理了一遍。古文、外文再加上马列主义的学习，无意之中，宁树藩似乎在为之后的新闻史研究储备“能量”，他后来回忆道：“这三样东西的结合，对我搞新闻史教学与研究都是有好处的。”1955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紧缺从事现代新闻史方面的老师。当时的学界认为，中国现代新闻史就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一部分。宁树藩研究现代革命史，在与新闻系系主任王中的一次学术交流中，给王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这样，当年秋天宁树藩就转到了新闻系工作，开启了他之后60年的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刚来一年，就写了1.8万字的专业论文《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宁树藩发觉，要真正搞好中国新闻史的研究，须下大决心，从头做起，要突破既往的研究范式。

“历史研究，史料为先。”宁树藩特别重视治史要详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也常跟学生说“言必有据”，他自己每写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每讲一句话，都要有出处。因此他花了大量气力查阅报刊、整理史料，经常埋首校内外图书馆，特别是全国收藏报刊最丰富的徐家汇藏书楼。当年的交通没有如今便利，从复旦大学去一趟藏书楼单程要一个多小时，但丝毫没有减少宁树藩去的频次，以至于他跟藏书楼的很多管理人员成了好朋友，三四十岁时他如此，六七十岁时他还是如此。这其实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且不提100多年来中国出版的报纸杂志的数量，光是报刊资料保存这一块，经历过近现代史上的硝烟战火，留下来的资料非常不完整。这正是宁树藩起步做新闻史研究的难点。这个“起步”不单是对宁树藩个人，整个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当时也才开始不久，大量基础工作尚未开展。为了找到更多湮没于历史烟尘的新闻史料，宁树藩经常到上海街头一个个旧书摊上碰运气，去摊主私家旧书报库选购，再后来，摊主发现了相关的资料会纷纷到学校“送宝”。这样的搜集，宁树藩坚持了几十年，复旦新闻系资料室里的不少珍贵报刊就是这样获得的。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宁树藩还走出了上海，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到北京、南京、合肥、济南各地作报刊史料调查，期间走访了众多有影响的报人，加上上海所访，人物遍及“五四”以来各个时期。

不过，宁树藩虽讲究追根溯源，但并不迷信前人著述，甚至是权威著作。有学生回忆，宁老师对经手的每个资料都认真考证，“其辛苦程度对没有做过新闻史研究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1927年出版的我国最早的中国报刊史权威著作——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曾是各大学新闻系的教科书。但限于时代和资料，这部新闻学的“开山之作”有不少谬误，宁树藩一字一句地读，几乎每句话都要去确认、找到出处，与杨瑾琤、方汉奇、王凤超三位学者共勘误156处，撰写了《〈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予以纠正。

尊重学科特性，给新闻史研究注入理性思考

“诚然，新闻史研究首先要弄清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来龙去脉，基本史实要掌握好。但这并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做理性的思考，揭示蕴藏在其中的一般规律。”宁树藩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史料“猎手”，也不想停留在对史的叙述上。他自谦“半路出家”，对史料的熟悉程度不如科班出身的学者，所以“更多地思考学理的东西，更加注重规律性的东西”。“史论结合”，从史料中研究新闻史发展规律，是宁树藩治新闻史的不同之处，这一特色在他改革开放后的研究中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后“充满生机的研究空间”让宁树藩感到无比振奋，研究也进入了旺盛期——他在新闻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成果，几乎都是在之后的三十几年中产生的。那时宁树藩已60岁左右，不愿墨守成规的他以“新的头脑”投入新时期的专业研究活动，尤其注重研究的总体意识和对规律性的探求。特别是1979年王中重任复旦新闻系主任后，新闻理论讨论一度十分活跃，宁树藩与王中两人常一起商谈如何改变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沉闷状态。王中建议把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统一起来研究，既可以打破以往新闻史研究的框框，也可使三者相互促进，这与宁树藩长久以来的研究心得不谋而合——在研究中国近代报刊文体演进历史的时候，他接触了大量报刊原始材料，总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支配和指挥着新闻文体乃至新闻事业，让它们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演变：消息越来越简洁明快，且忠于事实，而谈狐说怪、捕风捉影的“新闻”渐渐失去了市场……宁树藩感觉到这些变化“都是新闻的特性和本质使然”。“一个学科成熟的程度和它所能体现的本学科特性的程度是一致的”，宁树藩认为只有尊重学科特性，才能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进一步发展。他目睹过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把近代史现代史论著中的现成结论安在新闻史的身上，这让他感到“有点像照相馆里程式化的布景，谁想要照相就往前边一站，不同的顾客都可以同样地使用它”，而“新闻史的研究不能这样贪图省事”，在宁树藩看来，一门独立的学科应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从长期的实践中，他得出结论：要强化新闻史的“本体意识”，把握新闻史的个性，阐明中国新闻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做出新闻学自己的东西。

“宁老师这一辈似乎对于学科的创制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在学生的眼中，宁树藩一直努力在为建立合理科学的新闻学科开路铺石。在广读新闻理论著作时，宁树藩发现概念模糊、学理不清的现象随处可见，而这种混乱状态会导致科学的新闻学体系难以建立，于是开始着手梳理国内的新闻理论，这在当时可谓“冷门”。他尤为费心的是关于新闻的定义。在宁树藩看来，科学的新闻定义“对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念，澄清新闻学研究中某些混乱状况，是会起着积极作用的”，讨论这个问题“正是为迎接新闻理论的发展而清理基地”。

宁树藩并非特意求新，他的新或者说他的特别之处源于他常年的独立思考。宁树藩的博士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的印象里，宁先生很喜欢提问，包括给自己提问，有时是先抛出问题，然后切入某个现象；有时是在述说史实过程中，概括出某个问题，促使大家在理解上能再深入一步。他讲求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报人、受众，时间、空间，评论、新闻……许多问题都是互相依存，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能割裂来看。“即便是个案式的研究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尽量延展到各个方面，努力写出其中的复杂性”。黄旦在求学期间十分受宁树藩器重，之后也曾与宁树藩共事，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宁先生的文章不跟着既有定论走，总是尽力说出自己所感所思。文章所展示出的思辨色彩之浓，在治报刊史学者中是少有的，“总能直接挑开那些我们常见而又不见的面向和关系，给我们来一个当头棒喝”。正因这些思考的习惯和抓根究底的态度，即使埋首新闻史的故纸堆，宁树藩也能产生完全不输于同时代最前沿理论的见解。1984年起，他发表数篇文章力图从哲学高度探讨新闻的本质问题，把新闻从本质上归结为信息，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观点。但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宁树藩完全没有机会读到信息论、控制论，他的灵感来自那些藏在史料中的本土化例子。在宁树藩看来，只要尊重史料、尊重事实，一样可以在学理上与这些西方前沿理论殊途同归。

这样的思考并不随着职业生涯的结束而终止，1997年宁树藩退休了，但他仍不松懈，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常常在穷思苦想，有时盯着一个问题一想就是数年，甚至十数年，一些独特的、具有开创性的思想正是由此而生。比如，2009年做“中国革命根据地报纸分布研究”课题时，宁树藩就花了大量精力调查根据地到底出了多少报纸，为什么400多种里江西占了200种。当时他已经89岁了，仍然不肯停下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