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宁树藩（1920—2016），新闻史学家。安徽青阳人。1941年就读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外文系，1943年转学到广东坪石中山大学外文系。1950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1955年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教研工作。曾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合著有新中国最早新闻史教材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以及《新闻学词典》《新闻学基础》等，担任《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多卷本）的副主编和第二卷主编、《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多卷本）主编，2004年出版《宁树藩文集》。

2018年，135.7万字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出版，甫一问世就收获了“极具开创意义的学术工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大收获”等非常有重量的评价。“新闻史研究”“开创”是这部书的关键词——不同于以往通史类的写法，它第一次将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于新闻史研究，被业内誉为中国新闻史写作思路上的重大创新。提出这个新的研究思路的是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位权威——宁树藩。时针拨回26年前——1991年底1992年初，宁树藩提出做中国地区新闻史比较研究的课题，当时他已经72岁，在新闻史研究领域浸淫近40年。面对这样一个崭新而又巨大的工程，宁树藩一头扎了进去，一做就是二十多年，直至去世。

这是宁树藩60年治新闻史的一个片段。在宁树藩的治学生涯中，这样求新求是的片段俯拾皆是。他治学虽不从新闻史始，却似一个勤恳的挖井人，从进入新闻史领域开始就辛苦求索，为新闻学科的发展探寻新的研究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老骥伏枥，古稀之年开拓新闻史新写法

《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是宁树藩生前主持的最后一个项目，这套书涵盖了全国所有省份自1822年至2000年近180年间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其中有不少内容是第一次涉及，填补了中国新闻史以往的不足。这一新闻史写作思路进入宁树藩脑海的时间要追溯至更早——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宁树藩参与撰述、编辑《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多卷本），既是全书的副主编，又是第二卷的主编。在编纂过程中，他常提出，中国新闻史上各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存在，这是经济不平衡、政治不平衡在新闻事业方面的反映和体现。改革开放后涌现了一批有关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著作、资料，但“从横向上，从地区比较角度来考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迄今尚无人系统进行”。而且，大多数研究只是孤立地考察报刊的兴衰史，没有把新闻事业与当时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考察，更不要说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观照新闻学，也没有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探明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新闻事业情况。在宁树藩看来，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规律。

在借鉴了文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比较研究后，宁树藩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做中国地区新闻史的比较研究。这一申请被立为“九五”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获得“中华社科基金”资助课题经费6.5万元，是当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科得到资助最多的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也被定位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姐妹篇，在横断面上弥补了《通史》的不足。这是一项由宁树藩牵头，全国各省市近40位业内人士共同参与的大工程。宁树藩执意亲自上阵，不挂虚名，更是参与了该书最难的部分——总论述，并亲自操刀了前四章，将1822年《蜜蜂华报》开始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报业地区总形势的多方面变化悉数写入其中。在很多领域内学者眼中，这“要是没有对于中国报刊变化的深刻把握，根本无从着手”。宁树藩写作的部分后来以《“辛亥革命”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为题独立成文发表，其中可见他的代表性观点。例如，“维新运动”改变了中国报刊发展的形势，报业发展的地区性问题开始真正显露出来；再如，“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多元报刊结构形成，不同种类的报刊各有自己的流向，形成地区发展轨迹，等等。宁树藩从地方性知识着手研究报刊的思路在文章中已经清晰可见了。为了完成这些工作，已退休在家的宁树藩工作密度跟上班时相差无几，上午3小时，中午稍事休息，下午3小时，要不是家人盯着，连吃饭可能都忘了，他的书桌上永远堆满了文献——这可是一位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

在为另外两部分写总论设想时，宁树藩已年逾九旬，思路仍很活跃，但身体的衰老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手抖了，视力也退化得厉害，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修改文稿。这部书的副主编、宁树藩的学生秦绍德一直保存着1999年10月至2015年7月与宁先生的通信，字里行间都是老先生对这部书的牵挂，时而嘱咐要多看些资料，时而提出请大家去他家讨论问题。2015年7月，宁树藩的身体已非常不好，但还是坚持着看完了打印的书稿，并在纸上批了几个字，字歪歪斜斜，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他又给书稿纠正了几个错字——那是他留给项目的最后字迹。当月末，宁树藩因脑梗入院，再也没有醒来，于次年3月辞世。人生最后的20几个年头，宁树藩全部献给了这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