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贸易领域，欧方以所谓不达标和存在市场扭曲等为借口，继续拒绝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对我国企业极不公平。

其二，欧盟还诟病中国国有企业，指责其进行补贴和扭曲市场，影响商业竞争环境。还一再批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抱怨中方企业在合资中强制欧方企业向华转移技术。

其三，抱怨中国对内外资开放不够、不对等，存在市场准入问题。欧盟无视中欧存在的发展阶段差异提出不合理的所谓对等开放市场的要求，这些问题也阻碍着《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敲定。

其四，诟病中国劳工标准等要素成本问题。

其五，近年来，随着中国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升级，中资增加了对欧投资和兼并的规模和力度，引起了欧方的恐惧和担忧。德国修改《对外经济法》，降低兼并审核标准。欧盟层面，在德、法、意等大国推动下，欧盟为中国量身定制了外资审核制度。疫情中更是进一步出台紧急指南防止战略资产“流失”，还出现了要求医疗等关键供应链回归欧洲甚至本国“掌控”、“摆脱中国依赖”的声音。

其六，部分欧洲国家违背公平竞争原则，追随美国，对5G和华为进行无端排斥和打压。还祭出新产业政策，力图通过重拾产业政策，以非市场行为抗衡中国经济。  

未来前景可谨慎乐观

尽管随着新冠疫情冲击，欧洲一度呈现出医疗、医药供给不足和产业链不完整等问题，同时受到美国要求欧洲与中国脱钩的施压，欧洲内部也出现过要求产业链、供应链回流欧洲的呼声，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呼吁基本未获在华外企的首肯，也未见大规模的回流潮。同时，中欧对经济全球化等有着相应的共识，双方均坚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改革和维护国际治理体系的意愿强烈。

对于未来的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前景，我们有理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首先，中欧间没有象中美那样的地缘政治和战略遏制的根本性冲突。尽管中欧社会体制不同，欧洲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对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目的存在误解，对中国的定位处在摇摆中，而将中国定义为谈判伙伴、谈判对手、经济竞争者和体制对手等。而中国则一再强调：双方共识大于分歧，合作大于竞争；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一直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欧洲、团结的欧盟、强大的欧元；中欧是和平、发展、改革、文明的伙伴，在中美战略对峙的场景下更是如此。双方在坚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改革和维护现行国际治理体系，尤其是加强气候变化和数字领域合作等方面有着较为广泛的共识和相近的观点。

其次，迄今为止，经贸关系仍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中欧经贸关系是建立在长期互利共赢基础上的，有着坚实和互惠的基础，而非单边的施舍和独赢。目前，全球化放缓，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欧洲经济长期复苏乏力，失业和公共债务压力陡增；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需要国际、国内双循环推动。在此情形下，对双方的认知来讲，均容不得闪失和误判，这也符合双方的总体利益。

再次，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高度重视欧方在相关经贸领域的关切，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做了不懈地改善落实。针对欧盟有关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移、公平竞争等的关切，中方持续放宽市场准入，缩减负面清单。从2013年建立上海浦东自贸试验区开始，自贸区已经达到21个。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从2017年的63条减至2020年的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从2017年的93条减为2020年的30条。在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股比限制。在制造业领域，则放开了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我国去年新颁布的《外商投资法》，明令禁止强制技术转移等。在公平竞争和改善营商环境方面，近年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便利度指数全球排名从2018年的第78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获得外企的好评。

还有，中欧双方领导人都从战略高度出发，特别重视现阶段受到特别关注，事关中欧经贸关系乃至双边总体关系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在9月14日举行的中德欧领导人会晤视频会议上，双方领导人均积极表态，加速谈判进度，以极大的雄心争取在年内完成谈判，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并进一步探讨开始中欧自贸协定谈判的可能性。而《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正式签署，引入中欧高层有关气候变化和数字领域高层对话等成果就是双方相向而行的诚意的明证。  

最后，也应清晰地看到，在中美战略对峙，美国无底线施压中国的背景下，同为发达经济体的欧洲，也有着借美国妖魔化和打压中国，施压欧洲和打造所谓“民主联盟”之机，乘机提高要价，不仅要求获得中美第一阶段谈判美方的所有待遇，而且提出更高诉求的企图。此前，屡有欧洲政治领导人提出如果达不到其预期的目标，宁愿不予签署。

同时，欧洲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势力，以价值观划线，认为中国的发展是靠国家力量，通过扭曲市场、窃取技术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对华不友好、或者出于自身安全地缘政治考虑自愿投靠美国，反全球化和民粹排外。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美国大选结果也会直接影响美欧关系的方向和力度，从而间接影响中欧关系，包括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因此，要从战略高度出发，抓大放小，抓住中欧关系在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和年底前的稍纵即逝的机遇期，积极推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在中美欧的大博弈中，为中欧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重塑和发展，抢得先机。避免出现奥巴马时期出现过的，美欧联手，打造排它（华）的类似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即美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被称作“经济北约”）之流的经贸联盟。

（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纪昊楠，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