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发展格局下要继续发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作用。

首先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尤其是当前形势下，可以通过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居民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内需，推动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为双循环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需求的拉动。同时，我们也要强化监管约束，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和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制度，丰富宏观审慎工具箱，建立工具的启用、校准和退出的机制。

其次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培育壮大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股权投资和证券市场，打通科技驱动-现代金融-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增强金融与产业链的融合度和协同性，在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传统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如此才能为支持双循环，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构建一个高效完备的生产供给体系。

再次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刚才黄奇帆理事长发言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尤其是要注重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以及大宗商品计价方面的运用。一方面可以利用双边本币互换、对外援助、对外优惠贷款等机制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另一方面要加强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CIPS的建设， 提高人民币清算结算效率， 逐步降低中资金融机构对SWIFT的依赖， 维护金融支持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能力。

第三，要抓紧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做好短期宏观政策和中长期的发展衔接，把握短期政策力度和节奏，为中长期结构性改革预留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虽然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疫情冲击之下，我国推出了较大力度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对经济的较快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为防止过度刺激带来的副作用，政府将政策中心主要放在疫情防控、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规模相对温和，整体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仍然在一个基本可控的区间。货币政策方面，相对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也比较温和，且仍有进一步降准、降息的空间。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多数主要经济体，中国仍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受到的冲击。

不过，应对疫情过程中出现的新增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大幅上升还是会推高宏观杠杆水平的。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宏观杠杆率季度报告》显示，上半年杠杆率增幅为21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245.4%上升到了266.4%。这要求未来宽信用政策必须更加精准导向，在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也要避免大量的新增流动性流入股市、楼市，刺激资产价格的上升，造成风险积累并增大后期风险释放压力，尤其是要避免资金的空转套利乃至抬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第四，要关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更要警惕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是需要时间的。此次疫情冲击具有一定的非对称性，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损的程度更高一些，当前政府的纾困政策着重在现金流方面对受损严重的中小企业施以援手。疫情过后有效需求能否快速恢复，仍然会制约中小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速度。其次是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近年来，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占GDP比例己达70%-8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

其实早在疫情之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就已经显现过度繁荣的迹象，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3%， 地区之间的价格和供需也出现了严重失调，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房地产相关行业造成了经济扭曲，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十分显著。从今年前七个月的经济数据看，房地产开发投资依然具有较强的韧性，率先实现了3.4%的正增长，这无疑有助于中国经济的企稳修复。但与此同时，某些热点城市的房价在疫情冲击下仍出现快速上涨，并存在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的现象，这些既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会扩大金融行业的风险敞口，并对内需的恢复，尤其是对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中最具生产性的部分制造业投资带来负面影响。

第五，必须坚定地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尽管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潮流，但是国际经济联通交往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此前我国在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并没有取得太多的实质性进展。我国金融开放的现实与国际通行标准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其实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我看来，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来推进开放。按照这个衡量标准，我国金融业的开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中外资持股占比不到5%，债券市场外资占比不到4%，人民币占全球储备资产比重不到3%，银行业外资占比不到2%，所以说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六，实行制度型负面清单管理更有助于坚定我们扩大开放的决心。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互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以中央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体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为指引，做好制度型金融开放路径的顶层设计，既要避免功利地根据资本流动形势的预判来决定我们的开放进程，也不能因为要应对资本流动的波动就把制度性安排当作调控性工具。

货币可兑换和国际化的国际标准通常采用负面清单列示，因为负面清单的方式下，开放是原则，限制是例外。负面清单是不可逆的，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只有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型开放，才能为支持一种货币成为全球避险货币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我们知道，按照正面清单评估的四十多项人民币资本交易项目，只有五、六项是不可兑换的，显示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程度已经非常之高，但如按照负面清单，我国完全可兑换的资本交易项目只有七、八项，其他都是不同程度的资本管制。所以两者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第七，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有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自2009年7月央行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我们逐步放开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资领域的使用限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人民币的支付、投融资、储备、计价等国际货币功能全面增强。目前人民币是中国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全球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计价货币功能也有所突破。

当前形势下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这主要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尤其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的今天，跨境币种选择的非市场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过去由于交易惯性和路径依赖认为是无所谓的问题，都开始逐渐变的有所谓了。过去企业跨境结算币种选择主要考虑市场因素，譬如汇率风险、货币兑换成本、融资成本等，由于人民币是高息货币，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较高，但在贸易活动中相比美元、欧元、日元则不具备成本优势。然而受美国金融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影响，担心美元结算、清算渠道受阻，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选择人民币作为跨境结算的币种。

其实，依赖美元体系进行结算的惯性也是可以通过精细化管理来加以改善的，当前大多数国家对美元都是采取净额结算，即国内银行内部和银行之间先清算完结，再到国外去清算。我国的银行则大多数采用全额结算方式，无论总行、分行还是海外行，都是直接通过SWIFT以及美国的CHIPS进行结算。据相关统计， 我国的日均结算量若是全额结算的话，大约在两三千亿左右，若采取净额结算方式也不过1/10左右。现在的做法一方面是多付了手续费，另一方面则加剧了对美国支付结算体系的依赖。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有必要大力推动净额结算的方式。

第八，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资本市场的制度条件决定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质量。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重要的是如何通过金融的制度型开放，把国际金融资源用于推动国内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而不是盲目地把国内的金融资源无序和低质量的散发出去。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不仅可以吸引境外优质资源进而深化资本市场制度改革，而且可以通过境外资本的参与引入成熟的市场规则和投资理念，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