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印度还刻意凸显中印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印度前外交秘书顾凯杰宣称，“共产主义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对印度的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并妄言“民主是印度最大的财富，印度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治，对中国而言是最大的意识形态挑战”。基于此，印度将中印两国抗击疫情的结果看作是一场制度模式的较量。在部分印度政客看来，印度如何处理好此次疫情危机，将决定其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

除了举起意识形态对抗的大旗，印度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意识形态的进攻性。顾凯杰6月4日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不想推翻全球秩序，而是想接管它》的文章，通篇鼓吹中国政治体制与所谓民主世界的不同以及中国价值观对世界秩序的威胁，污蔑中国借疫情“占领世界”。可以说，印度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进行大肆攻击，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基本上保持着步调一致。总而言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印度对其大国外交战略进行了显著调整。最主要的是，印度更加走近美国及其印太联盟伙伴国，推动同美国印太体系在战略、经济及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对接。

2020年2月24—25日，特朗普对印度进行了首次访问，释放出两国领导人决心推进双边关系的强烈信号。图为2月23日，在印度阿格拉，一名男子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的海报前走过。（图片来源：新华社） 

印度大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原因

2019年5月，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再次赢得大选，共获得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542个席位中的303席，而最大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仅获得52席。与5年前的大选相比，国大党更加羸弱，无法对印度人民党构成有效牵制。从印度人民党党内权力结构来看，随着瓦杰帕伊2018年去世，该党过去由瓦杰帕伊—阿德瓦尼—乔西（Vajpayee-Advani-Joshi）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莫迪在党内难有牵制力量，再加上阿米特·沙阿进入内阁，使得莫迪在印度人民党党内和政府内阁中已然占据主导地位。

正由于莫迪第二任期的内阁不受其他政治力量牵制，因此莫迪政府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采取了冒险举措。内政上，2019年12月，印度议会正式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因“宗教迫害”来到印度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三国非法移民印度国民身份。其中印度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拜火教和天主教教徒都有资格摆脱非法移民身份，但是穆斯林却被排除在外。这一明显带有宗教歧视色彩的法案一经出台，便在印度各地引发了激烈抗议甚至骚乱，并且一直延续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外交上，莫迪政府更是推行“地图开疆”。2019年8月5日，印度废除宪法第370条款，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此举不仅引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人民的反抗，还引爆了印巴间的激烈争端。同时，印度公然将中国领土纳入其单方面宣布成立的“拉达克联邦直辖区”地图范围内，赤裸裸地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国对此表示“不可接受，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莫迪政府开始调整其大国外交战略。而刺激这一战略调整的直接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新冠肺炎疫情给印度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二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度的影响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疫情暴发之初，中国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而印度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1月30日，印度在喀拉拉邦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在喀拉拉邦发现的3例患者均被治愈后，印度疫情一度平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至3月初，来自意大利旅行团的新冠肺炎患者使印度的确诊病例数迅速增加。不过，印度对于管控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自信满满。3月24日晚，印度总理莫迪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自3月25日零时起全国封禁21天。迄今为止，印度共完成了四个阶段的封禁举措，分别是封禁1.0（3月25日—4月14日）、封禁2.0（4月15日—5月3日）、封禁3.0（5月4—17日）、封禁4.0（5月18—31日）。四个阶段措施结束后，印度进入分阶段解封，分别采取解封1.0（6月1—30日）、解封2.0（7月1—31日）和解封3.0（8月1—31日）。

封禁1.0举措在初期给印度大城市中的日薪雇工和贫民造成了巨大生活困难。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称，封禁措施客观上有助于遏制疫情的大面积扩散；相反的看法则认为，这一匆忙封禁举措更容易导致农民工返乡，进而推动印度疫情进入社区传播阶段。印度疫情到解封2.0阶段后，呈现出加速扩散和增长趋势，目前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但在此之前，印度事实上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其发展的战略机遇。自3月初起，顾凯杰等人多次公开宣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很大，却是印度经济增长的好时机。”很多印度人认为，“当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将有所不同，中国的全球制造能力需要时间恢复，世界也难以像以前那样依赖中国制造。”

为此，印度国内部分媒体和精英人士跟随美国部分政客的论调，诬称新冠肺炎病毒来自中国，并称之为“中国病毒”，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中国疫情应对不公开不透明、未能及时分享信息，导致其他国家疫情防控延误，中国应为当前严峻的疫情形势负责”。对此，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方面公开批驳印度对中国“污名化”的一系列言论。对印度来说，抹黑中国能够为自身带来积极收益。印度部分政客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不仅要大胆吸引外国企业到印度，同时也要改变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立场，以向世界宣示印度正在重建后危机时代的世界。”

印度认为其机遇在于：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中国企业开工不足，印度政府高层到学界都期望能够趁机扩大出口，填补中国空出的市场份额。印度工商业联合会对印度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后表示，印度在皮革制品、农产品、纺织品等领域的500余种商品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印度完全可以利用疫情对中国的冲击，在这几大行业对中国企业发起挑战，填补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并趁势重塑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取代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主动同印度方面磋商，希望印度对从中国进口的100多种产品加征关税；印度则希望通过平衡需求的优先次序来淘汰中国产品，并在本地市场推销国内产品，其目的是在中国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工厂关闭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半成品或制成品的进口关税来迅速提升国内制造业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战略意图指引下，在疫情暴发之初，印度不仅主动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并且积极鼓动全球主要经济体同中国“脱钩”，希冀在推倒“中国制造”的过程中发展“印度制造”。在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印度更是加快了“脱钩”步伐，其实质不过是延续此前设定的战略目标。

然而，中国的抗疫能力和经济恢复速度远远超过了印度的预估。相反，印度自身的疫情发展不仅无法为所谓的民主国家阵营树立榜样，反倒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境地。截至8月7日，印度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数已经超过200万，位居世界第三，而且增速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这意味着印度的疫情将进入长期发展阶段。在此状况下，印度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进一步加深了其对华政策的敌意，意图将责任“甩锅”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