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外循环而言，张明认为，中国未来要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经略好“一带一路”。

这次疫情之后，全球生产链不确定性增加，未来发展可能是两个方向：第一，发达国家过去在生产链上太依赖中国这一枢纽，他们发现脆弱性太强，因此要寻找替代的节点。第二，全球产业链过长，外部冲击下容易出问题，因此要实现产业链的本地化和区域化。未来全球可能有三大产业链，美洲一条、欧洲一条、亚洲一条。

张明认为，“一带一路”大多数的相关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上都要比中国更低一个层级，因此形成了很好的梯度优势。未来如何更好地经略“一带一路”和周边国家，以中国的发展带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发展将尤为重要。

张明认为，在贸易领域，要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作用，构造国际版雁阵模式；在金融领域，要推进以培养真实需求为核心的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在开放领域，要把自贸区、自贸港做实；在机制领域，既要利用好全球老多边机制，也要做好中国主导的新多边机制。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创造新增长极

张明认为，让要素自由流动与聚集，这必然会导致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以新的区域一体化为代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会成为未来5~10年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具体而言，张明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是中国区域一体化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同时在金融和创新领域有很强的竞争力，被称为“中国硅谷”，并且有香港和澳门两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配合；长三角地区是区域内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江苏的国有经济比较强，浙江民营经济比较强，长三角也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结合比较好的区域。京津冀虹吸效应最强，区域差距最大，北京有着典型的总部经济特征，同时在科创方面有独到优势。中部城市群中的郑州、合肥、武汉是大通道，是高铁的最大受益者，是连接其他四个区域的中枢，也是国内先进制造业从长三角往后迁移的核心节点，比如武汉是中国典型的汽车城。西部三角的科研、教育相对发达，同时人均人力资本成本比其他区域低，可以更好地承接东部产业的扩散。

从一体化角度来讲，这五个区域内部的核心城市之间又形成互补，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深圳、佛山，长三角的上海、南京、杭州，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城市金融相对更发达、一个城市制造业相对更发达、一个城市科研力量相对更发达。

他认为，这五个区域各有发展禀赋，相互之间也有梯度优势，未来它们会成为引领中国增长的五大增长极。国内未来可能发展成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第一梯队，中部三角、西部三角为第二梯队，其他区域为第三梯队的国内版雁阵模式。

张明认为，允许要素聚集可能会带来新一轮地区发展差异，但如果“双循环”成为未来发展方向，即使出现地区差距，先行地区发展好之后，会发生产业的扩展、经济的扩散，加上政府有目标的转移支付政策。这些机制将带动后进地区的发展，推动中国各地更高水平的发展。

张明认为，如果未来政府政绩考核方式由考核GDP总量转变为考核人均GDP的话，可能会更好地促成国内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

（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为第一财经记者对笔者9月5日在上海举办的伦敦政经——牛津中国论坛2020上所作演讲的报道，已经笔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