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改革领域的实地调研活动方面，先后开展了“装备制造业深度调研”、“新型农业经营与乡村治理研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场调研等，提出了具有实操性的意见建议。

这里，我还想提一个我们咨政建言的特色，那就是基金会依托中信集团在香港上市的优势，从2015年起，联系和组织学术力量开展与港澳相关的课题研究与实际问题调研，因为做到了准确及时反映香港真实情况，基金会的研究和政策对策建议，在对港工作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观察者网：请问孔总，在扩大正面发声，加强舆论引导方面，您们是如何具体实施的？

孔丹：一是中信基金会出版发行的《经济导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中宣部确定为主流期刊。《经济导刊》积极配合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要求，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和国家改革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反映调查研究成果，发挥正面导向作用，受到中央领导多次批示表扬。

二是组织实施“中国道路”出版工程。“中国道路”出版工程先后推出了三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以研究中国道路为核心，推动中国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组织本土原创性理论创新著作出版；“中国学派集成丛书”积极促进中国学派原创性研究，为社会科学各领域构建中国学派思想阵地助力；“文化交锋丛书”以全球视角聚焦全球大事件背后的动因及挑战背后的安全文化问题。这三套丛书一共推出了44本书。

三是举办“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从2015年起，基金会走进知名高校，与校方共同举办“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邀请基金会及社会资深专家学者，为清华、北大、人大、政法大学等高校师生演讲。讲座旨在正面发声，引导舆论，目前共举办69期。疫情之后，探索举办线上讲座，受众数量显著增加，传播力大幅提升。

四是积极参与舆论媒体的生产过程。包括，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培训班：从2017年起，连续3年分别在清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直面当前国内外社会文化、传播领域的重要问题，推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思想创新和话语创新；参与制作《正说抗战》和《正说长征》视频节目；组织基金会多位专家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国内主流媒体上正面发声。

五是开展公共外交，加强国际发声。基金会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加强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助力“民心相通”。2018年以来，应中国外交协会的邀请，基金会与美国国会议员助手团举办了两次座谈会，就中美贸易摩擦、知识产权、台湾问题等展开交流;与中国社科院联合主办“‘一带一路’高端人文对话”;举办 “中韩元老对话”。2019年，与俄罗斯“国际欧亚主义运动”智库在莫斯科共同主办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对话会；召开“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研讨会；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与美国前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利伯曼率领的美方代表团举行中美高层二轨对话；邀请俄罗斯远东发展联盟部长卡卢什科与基金会专家就中俄新条约问题进行讨论。

观察者网：请问孔总，新一届理事会的关键任务是什么？

孔丹：应该是有几个方面的考虑。最重要的工作是扎实做好研究工作，提升服务决策水平。根据疫后国内外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和中央的战略部署，聚焦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开展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对策研究。进一步发挥研究特长，在国有企业改革、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金融安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美俄关系、周边关系、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边疆治理、意识形态、舆论传播等领域深耕细作，组织专家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向决策部门提供能够反映一线真实情况的信息，提出更具实际意义的政策建议。同时兼顾基础理论研究，用理论指导实践。

其次，我们将制定战略规划，引领基金会健康发展。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作为智库如何针对新的历史特点开展政策研究和咨询，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本质与内涵，更好地服务大局，打造在国内外拥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独具特色的民间智库，继续把基金会办出特色，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课题。经历了六年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我们要通过顶层设计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还有一个关键任务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基金会的核心竞争力。加强核心团队建设要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基金会将继续探索中国式“旋转门”机制，不断吸引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修养的专家入会。改进队伍内部的联络机制，探索建立起一套能够打破领域限制、突破学科壁垒、打通年龄层级的研究机制、活动机制和协同机制，切实加强队伍的凝聚力，激发队伍的活力，提高队伍的战斗力。

我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民间智库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中信基金会必须秉承“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一贯追求，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扎实做好各类研究和咨政建言工作，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中开创智库建设的新局面。

观察者网：谢谢孔总抽时间接受我们采访。

（孔丹，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莫干山研究院名誉院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