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循环”是个新提法，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的决定中。不过，我是知道“国际大循环”这个提法的，也依稀记得在原国家计委研究所的王建向政府提出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是如何受到关注和讨论的。说白了，“国际大循环”是对当时流行的“两头在外”的加工出口战略的形象概括，是有意义的，毕竟那时候我们的起点低，不妨设法利用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机会，通过扩大加工出口来推进经济发展，肯定是个捷径。

我想这个建议与当时领导人的想法也不谋而合，因为邓小平就有类似的想法。邓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是外国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些都是收入……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是1978年11月。在此之前，原国家经贸委和原国家计委组织考察团联合到中国香港和在中国澳门考察，之后撰写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报告建议把靠近香港的宝安县（即后来的深圳）和靠近澳门的珠海县划为出口基地，力争三五年里建设成为对外生产加工基地以加强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的经贸联系。这个建议的理由很简单，香港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太昂贵，如果能在珠海和宝安建立一些与出口加工和航运有关的一个工业区，既可以充分发挥广东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利用香港和澳门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当地的经济，岂不是一举两得。

在得知港澳考察报告的建议和中央领导人的初步想法之后，1978年6月，广东省便着手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与广东省不谋而合的还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要在宝安的蛇口设立工业区的方案。时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的袁庚建议，在靠近香港的蛇口建立工业区，利用其廉价的土地和劳力，加上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可以发展加工出口。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同样受亚洲“四小龙”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加快经济发展的考察报告的影响，广东省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先行者产业转移的机会，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后来者优势，先行一步。广东希望在与香港和澳门接壤的汕头､宝安､珠海三个地方搞出口加工试验，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

除了广东，相隔台湾岛的福建省也提出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希望利用侨乡优势，积极吸收侨资侨汇，大力发展加工出口。所以最终在1979年7月，经最高领导人同意，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划出一部分区域试办出口特区，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发挥比较优势，吸引外资，把经济搞上去，还特别强调重点把深圳的出口特区办好。

1980年9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9人小组，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等6国的9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为特区建设提供了国际经验的支持。他们的基本看法也是:“无论国家穷富､无论实行何种经济制度，用建立经济特区的特殊办法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口设备､促进经济繁荣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

以上这些细节在我去年出版的著作《改变中国》里都有记载。王建在1987年把这些早期的经验概括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战略，建议中国要坚持走国际大循环的道路，是值得肯定的战略选择。也有当时的有利条件，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已见端倪，发达经济体也都遇到了成本上升和通货膨胀困扰，有转移投资和技术的需要。中国这个时候提出开放实验战略，通过兴办特区鼓励发展加工出口产业，正好不谋而合，尤其是对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是个机遇。

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很快就走上了一条能很好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的追赶道路。前年，我和林毅夫教授合作为一本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撰写了一章，书名是How Nations Learn，我们撰写的这章题目就叫“China: learning to catch up in a globalized world”，讨论的就是中国是如何学会利用后来者优势来实现快速经济追赶的经验。我们在文中部分就说到，“把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她的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对的。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它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一开始把握住了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先进经济体的学习机会，并能够利用这些机会来充分发挥其作为后来者的优势，快速推动了本土的工业化和经济转型，最终使中国恰当地纳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最重要贡献者。作为大国，中国毫无疑问是战后最成功的学习者。”

这个评价隐含地指出了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因为中国学会了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和技术，积极发展加工出口和贸易部门来实现经济追赶的东亚经验。不仅如此，中国的人口规模大，起点更低，在很多方面比东亚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可以走得更远。还记得中国的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被人称为“血汗工厂”吧？是的，这不夸张。因为这个，MIT的黄亚生教授曾经写出那个在西方很受关注的书，叫《Selling China》，把中国卖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恩荣教授曾经在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加工出口其实是大多数后进国家或地区促进出口的一种常用方式，它通过豁免进口中间品和零部件的关税来促进出口增长。但是，看看那时候的中国，还真不太一样，因为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加工出口的流行形式是本土企业的“进料加工”，而在中国，由于早期本土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并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在深圳和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加工出口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多为“来料加工”，甚至设备也由外商提供，本土企业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差不多一直到90年代初，进料加工在中国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才超过来料加工。这说明，80年代那时候的底子太薄，技术水平太差。通过血汗工厂，我们不仅可以挣点加工费，还可以干中学，获得进步，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走了过来，直到今天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可以生产并出口大量的技术复杂和高科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