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来临之时，中国人要求的是和谐，是个人对集体的自动配合，是个人对整体利益的自动对标。在对抗外敌入侵时如此，在对抗病毒威胁时也一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地方军阀一致停止内战，共产党与国民党也放下长达十年的革命战争恩怨，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内战期间，地方势力川军不仅打不赢红军、打不赢国民党军队，就连内部的混战也打得很不好看，可以说是典型的“内战外行”。但就是这样一支军队，抗日战争一爆发，不仅立即出动了40万精锐部队，还以非常简陋的装备，打出了滕县保卫战这样的重要战事，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条件。从“内战外行”，到“外战内行”，这一转变的背后就是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

在西方，情况则与此不同。在美国，除非是在世界大战那种已经明确了方向和敌人的国家安全威胁面前，国民才会放弃相互间的斗争与摩擦，一致对外。在多数情况下，决策者永远都是形势演化的追随者，都要平衡各类意见。到了2020年4月，一些美国卫生专家认为，美国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中国的经验，即不同程度的封城，但就是很难落实。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2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460多万人，死亡总数达15.4多万人。但是对于特朗普总统等人来说，复工以恢复经济，保障自己在11月份总统大选中的选举利益，显然是更加重要的目标。对民主党来说，利用疫情来损害特朗普总统的形象，显然也是非常理性的政策选择。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围绕着抗疫的斗争，将会贯穿美国疫情的始终。在疫情一开始，美国各党派在问题的严重性上达不成共识。当在疫情已经十分严重，确诊病例超过中国、位居世界第一时，美国各党派就具体的政策选择，如是否需要发布居家令等方面，仍然达不成一致。当时，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执政的州之间有明显的政策差异。即使是进入2020年6月中旬以后，美国疫情再度大爆发，但两党之间斗法并没有停止，在是否要复工等问题上继续争执不下。民主党人继续渲染疫情的严重性，打击特朗普总统的形象。而共和党执政的州，政府则是紧紧跟随总统的步调，尽可能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减少疫情对共和党选情的消极影响。这种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草菅人命。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斗争中形成的和谐，动态中的和谐，可能才是真正想看到的一种状态。

总体来看，面对重大疫情，不同文明群体在危急时刻的不同应对机制和反应，各有优劣、各有特征。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中的无神论、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个体意志主动服从整体利益的和谐文化，使得中国人及至东方人更善于平衡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能够更快地形成共识和决策，可以更快地动员起来进入“战时状态”。这不仅在中国，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各国的抗击疫情过程中，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而在西方，由于推崇个人主义，民众又普遍具有有神论色彩，在规则至上的文化背景下，相关国家的政府无法像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政府一样，采取先发制人的防疫措施，也许只能跟在病毒传播路线的背后，做“群体免疫式”的抗疫活动。很显然，疫情这种接近战争但又不是战争的危机状态，让西方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结构，比较难以应对。

当然，我们并不能从中断定抗疫措施孰优孰劣。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模式应对高效有力，但民众对政府的期待也更高，政府的责任也同样更大。西方模式虽然应对拖沓，短期内低效，但民众对政府的期待本来也不高，不断动员起来的强大经济和科技力量也在逐渐发挥作用。无论如何，疫情之后，不同文明群体间借抗击疫情的机会，相互借鉴与学习，取长补短，以完善自己的抗疫体系，并以此为契机来完善自己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中国与外国，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①张岱年：《论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1-4页。

②黄玉顺：《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关于人本主义的反思》，《学术界》，2020年第2期，第68-76页。

③See from: Aidin Hajikhameneh & Erik O. Kimbrough，“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trade”，Experimental Economics， Vol.22， No.2， 2019， pp.294-324.

④谢霄男：《近年来和谐哲学研究综述》，《学术探索》，2012年第9期，第9-13页。

⑤朱虹、郎耀辉：《中西文化价值理念之比较》，《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107-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