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各国在抗疫问题上的不同表现，主要是文明差异所致。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具有无神论、以人为本、强调集体主义和和谐观念等特征。与此相比，西方文明则具有有神论、规则至上、强调个人主义和斗争哲学等特性。并且这些特征都在各自国家的抗疫过程中得到体现。总体来看，在危机期间，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群体更能接受大政府模式，应对更为高效迅速。与此相比，即使是在危机期间，西方人也更愿意接受有限权力的政府模式，应对往往落后于疫情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西班牙大流感以来，再一次出现的世界性大规模疫情传播事件。虽然到目前为止，疫情的感染人数和致死人数，在过去100年里都不是最高的；但是由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独特的国际政治环境，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影响，可能是100年来最大的，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次“黑天鹅”事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不同国家展现出不同的方式与特征，舆论界对各国抗疫措施也褒贬不一。这些不同的抗疫举措，既是因为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治理水平的差异造成的，也是由于各国在文明习惯等方面的区别所致。

事实上，疫情是政治性最低的公共危机事件之一，既是超越国家间界线的全球性威胁，也是一个深入到社区和家庭的微观治理问题。疫情防控也一样，同样是政治性非常低的一个公共治理领域。究其根本，各国应对疫情上的不同表现，主要是文明差异所致。并且这不仅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圈中，包括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在内，抗疫措施及其效果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美国和欧洲国家，无论反应速度是快还是慢，也体现出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美国和英国的疫情相对比较严重，但是两国民众没有在开始阶段就猛烈批评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支持率反而还曾一度上升。这让中国人感到意外。理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我们看待并分析不同国家面对危机时态度不同的一个独特视角。

东方文明之无神论与西方文明之有神论，为不同群体划定了不同的标准和底线

无神论又被称为现世主义，有时也被称为世俗主义，是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①根据2014年底盖洛普的一项民调，全球有三分之二的人有宗教信仰，但在中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或不信宗教，其中无神论者占61%，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者群体。并且，中国人的无神论倾向，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根源。在《论语》中，孔子就明确指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因此，从很早时期开始，中华文明就反对盲目崇拜鬼神，主张把主要的精力和资源，放在人的现实世界中。在世界上现存的几大文明体系中，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教文明相比，世俗生活的价值在中华文明中是最高的。简单来说，对于儒家文明群体来说，生命是自己的，每个人都有一次且只有一次。因此，人的现世生活或世俗生活，就是其人生的最高价值。这一哲学理念使得人们把主要人生精力放在如何活着上，也使得中华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注重人的生命的一个民族。为了活着，为了对抗疫情，付出一些个体权益和自由，是完全值得的。事实上，对于整个东方社会，哪怕是信仰了西方宗教的东方社会，这一点也都是非常清晰的。

在西方，直到中世纪晚期，神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人开始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艺术特征为外表，来推行现世主义理念，鼓励人们在宗教生活以外追求现世生活的幸福。在当时，现世主义与个人主义一起，被用来反对宗教禁欲主义、保守主义和其他反人性的观念。但虽然如此，西方的宗教哲学基础仍然存在，现世主义只能主导社会经济活动，在个人信仰领域和生活领域，多数时候仍然是宗教主导的。对于一个相信后世生活、生死轮回或复活的族群来说，现世生活的重要性，肯定要比中国人弱得多。毕竟对他们来说，人的生命并不仅仅属于自己，也是属于神的。人对自己的生命，只拥有部分权利。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疫情已经相当严重，政府也发布了一些禁止出行的法令，但很多美欧人表现得好像并不在意疫情，对死亡也不是十分畏惧。这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会产生一些非常复杂的结果。一方面，很多人会以挑战世俗政府的封城令为荣誉。罗马教皇也公然违背意大利政府的封城令出行，以显示自己的大无畏精神。这对防止病毒扩散当然是非常不利的。另一方面，西方人也因此具有更多的自我牺牲精神。意大利有位72岁的神父，主动把自己的呼吸机让给陌生人，自己坦然离去。

当然，这并不表明西方人就不怕死亡。当死亡率和死亡人数超过一定界线时，西方人也会更加主动地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当美国人发现疫情的严重性以后，也逐渐接受了以前所鄙视的口罩，不再将戴口罩视为一种弱者的象征。总体来看，面对危机，东西方有其不同的标准和底线，这也决定了两者对疫情影响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差异。

中华文明之“以人为本”与西方文明之“规则至上”，赋予不同国家不同的规则和责任意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②尤其是在危急之时，为了拯救人的生命、为了应对国家危亡而打破规则，是一件英雄主义的行为，是要被歌颂和赞扬的。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将军，有一些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时的规则。这与西方社会中自古以来所拥有的规则意识有很大区别。西方社会的规则习惯来自于罗马法体系和基督教神学，规则必须被遵守是最基本的前提，哪怕是在战争和危机时刻。只是在非常独特和个案的情况下，规则才有可能出现例外。在启蒙运动之前，以神为本是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公元前480年，波斯大军远征古希腊。古希腊人受到卡尼亚节和奥林匹克节的戒律限制而无法大规模出兵，斯巴达王列奥尼达只能率领以300亲卫队为核心的一支小规模军队，率先前往温泉关阻击波斯几十万大军。著名小说《威尼斯商人》中“割一磅肉”的契约纠纷，虽然被认为是违反道德，但也却是必须要遵守的。这些虽然是故事，但也恰好是这种神化的规则精神的一种体现。这一神本文化被人文主义精神改造以后，以法律规则的形式在西方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