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纯：全球疫情暴发期间，一些国家谋求其企业从投资国撤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治理的方向是什么？

格罗斯：在经济危机面前，我们尤其需要全球治理。而现阶段全球治理面临着一些压力。没有团结，全球化很难维持。只有那些状况较好的富裕国家显示出团结的态度，全球治理方面的进步才有可能发生。在困难时期，政府总会倾向于关闭自己的国门，其部分原因是政府希望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外国收购。但除了医疗领域，这很可能只是暂时现象。

丁纯：关于撒资问题：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面对产业空心化，以及各自国内由于逆全球化催生加剧的民粹呼声，鼓励企业回流；而美国本届政府更是出于对华战略遏制的需要，提出了“脱钩”等政策主张，利诱和胁迫美企撤资回国；加之相关企业因疫情而产生的对产业链中断的担忧和成本收益、升级换代等考量，出现了个别外资转移。但另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目前，外资非但没有出现大规模撤离，反而出现了逆势追加投资中国的情形。其中的标杆有美国特斯拉公司在上海投资的工厂；而近期德国奔驰公司在疫情之中追加投资10亿欧元，用于江淮汽车扩大再生产，则成为欧洲企业信赖和看好中国市场的鲜明案例。

应当看到，美欧企业长期以来在华投资主要是基于成本和利润回报、市场占有等务实的经济考虑，相关产业链也是长期形成的。近年来，中国不断推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和举措，有目共睹，包括：建立众多自贸试验区；不断缩短外商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放宽外商投资限制；修订和颁布新的《外商投资法》，明确禁止强制要求外商转移技术；持续扩大金融领域如保险行业的对外资开放，取消相关配额限制；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相关举措。在世界银行发布的排行榜上，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已从2009年的第99位，上升到了今年的第31位，无疑增加了外资继续留驻和增资的信心。

您曾受邀参加中国发展高峰论坛，您对中国政府这些年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什么评价？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您对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走势有什么预判？

格罗斯：当前的危机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影响不大。因此我预计，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将继续以超越欧美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来源于以基础设施为特征的有形资本和以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的高投入积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以及大多数城市已经拥有了所需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效益正在下降。但是，教育的投资回报会继续支持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服务行业和高科技产业。中国每年培养的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将满足其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并由此决定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格罗斯是比利时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欧洲议会咨询顾问，欧洲系统风险管理委员会学术顾问；丁纯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