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欧洲经济社会的影响

疫情肆虐下，新一轮欧洲经济危机的风险大幅上升，欧洲联盟的存亡成为关键。当前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和北欧国家是否愿意救助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南欧国家，以及欧委会、欧央行等欧盟机构在此次疫情中的应对是否果决。当前疫情使意大利、西班牙等处于疫情重灾区的南欧国家再次面临严重的国家债务危机。各国及欧盟机构的表现再次成为决定危机走向的关键。与2009-2014年欧债危机相比，此次危机具备三个不同特征：第一，疫情是此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由于直接受疫情的外生性冲击，政府不得不短期内大幅增加支出，而非政府主动依靠借资弥补财政赤字。上次欧盟内部各成员国表现出的态度令债务国寒心。此次由疫情引发的财政困难更容易得到德国等经济稳定的中欧国家的理解与接受。

第二，欧盟机构反应迅速且态度坚决。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Philip R. Lane）指出，各国政府未能在2003-2007年期间大幅收紧财政政策才会错失解决危机的机会。基于上次欧债危机的惨痛教训，欧盟提早注意并积极应对此次疫情对欧洲经济的冲击。欧央行已多次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应对疫情影响。欧盟委员会在3月13日作出的资金救助承诺，4月6日即做出回应，在当月实施。这与上次欧债危机中欧盟迟迟难出方案的表现大相径庭。

第三，欧盟机构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与成员国互动密切。当前欧央行具有更加完善的体制基础、更大力度的投入和更加深入的改革。一方面，业已建立且日益完善的金融合作为应对此次疫情提供坚实基础。“财政契约”草案、欧洲稳定机制（ESM）、欧洲援助基金、欧洲投资银行的保证金向有困难的成员国提供大量资金帮助。另一方面，欧盟各机构密切关注疫情动态，出台一系列创新举措。欧央行将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规模在7500亿欧元的基础上继续扩大6000亿欧元，远超市场预期，旨在快速提供资金流动性。欧盟委员会从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拨出10亿欧元，作为对欧洲投资基金（EIF）的担保。今年是欧盟七年预算的最后一年。此次疫情危机证明，制定应对此类复杂危机的欧洲预算至关重要。欧洲在危机面前可以团结更多力量，也为下一轮新欧洲预算提供远景与抱负。

但是，欧元区国家经济实力不均衡的情况依然存在，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矛盾依然是应对危机的主要矛盾关系。一方面，欧央行的统一协调能力有限。以法德为主的经济实力较强的核心国与经济基础相对较弱的边缘国的国家利益矛盾阻碍欧央行发挥独立性。危机时期，欧元区资金从核心国家央行转移到边缘国家央行，核心国家担心自身银行体系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削弱国内市场的稳定性，不愿分担边缘国家无法偿还债务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欧盟对成员国财政金融系统的监管不足，整个欧元区特别是南欧国家经常账户失衡的情况持续存在。当前的疫情债与2008年法国提出建立欧元区经济政府遭遇相同。但这一矛盾似乎在疫情及经济危机考验下向好发展。随着疫情发展，德国逐渐主动参与并积极倡议，使欧盟内部矛盾得到有效缓解。此次债务缓解与分担或许能够以其他形式实现。

我们判断，在未来3-5年时间里，欧盟不会解体，一体化趋势整体不会逆转。这是因为在疫情、经济萧条和地缘政治压力面前，“抱团取暖”是欧洲各国唯一的选择。这将决定欧洲联盟将继续朝着团结的方向迈进，但疫情下的欧盟可能走向自我保护的“欧洲堡垒”（Fortress Europe）。

“欧洲堡垒”有三方面特征：一是欧洲形成内部封闭式的产业链和贸易体系。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大英帝国衰落时期建立的“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失败、WTO上诉机构瘫痪、全球贸易摩擦大幅上升的背景下，欧盟可能走向“封闭的区域主义”，形成一个以德国为核心的闭环的生产体系，与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生产体系、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生产体系并存。2013年以前，这三大跨境生产体系之间贸易大于区域内贸易。而在2013年之后，这种变化趋势发生逆转，即区域内贸易大于区域间贸易。此次疫情导致全球价值链中断，将进一步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板块化。更为重要的是，疫情管控带来的诸多限制生产要素流动的措施以及国家在疫情初期面临的国内医疗资源挤兑现象也使政府反思重塑本国工业。德国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已经采取类似举措：发布德国工业战略，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把原材料的生产、加工、销售聚集在封闭环境里形成一个封闭的价值链更具竞争力，也更安全。也就是说，欧洲整体的关税壁垒有可能再次加强。

二是欧洲内部逐渐分层，“中心-边缘”结构形成。西欧国家是经济中心，南欧和中东欧是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失去中心的支持，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必须找到新的“靠山”。此次疫情期间，以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荷兰等为代表的西欧、南欧国家是重灾区，自顾不暇，这势必导致处于欧洲边缘的中东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寻求新的“靠山”，刺激欧盟内部中心地带国家的地缘敏感，导致法德和欧盟机构加强对“离心”国家的控制。欧洲感到自身地缘政治的脆弱性，必将加强“欧洲堡垒”。

三是欧盟内部并不团结，权力内核比较弱小。南欧国家始终对欧盟又爱又恨，与相对富裕的北欧国家矛盾分歧较大。在逆全球化倾向严重之际，欧盟会愈发自我保护，在外部寻求假想敌，以增强内部团结。2017年，时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就将“强硬的中国、具侵略性的俄罗斯、极端伊斯兰和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并列为欧盟的四大外部威胁”。“欧洲堡垒”的对外谈判必定是强硬的，其策略也必定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是策略性的，而非单纯基于价值观，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也绝不会被放弃。在其对外谈判时，价值观与注重实际利益两者并不完全矛盾，而是会采取挂钩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