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大幅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促进要素有效配置，实现稳外贸稳外资，维护全球供应链顺畅。从2015年起至2019年12月，我国已分4批设立了59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复制推广了36项经验和创新做法，跨境电商直接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额达1,862.1亿元，年均增速49.5% 。2020年4月7日，国务院宣布新设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这样，全国共有10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覆盖了30个省份，形成了点面高度融合的跨境电商发展新格局。跨境电商是借助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贸易方式新业态、新模式，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极大地解决了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幅削减了成本，促进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了我国稳外贸稳外资，实现包容性发展。
三、需求管理端政策：需要定向精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企业增加就业
需求管理端政策上，2020年2月份我国主要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3月份我们发现这并不能精准地解决企业问题。所以，3月下旬和4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每次基本上都会提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精准地扶持企业，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货币政策大规模“放水”只能缓解市场流动性缺乏，对精准扶持中小微企业的作用不是很明显。
第一，需求管理端应更精准地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定向支持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增加就业。为此，一方面需要抓全面复工复产，当前要重点加强对防疫产品的有效供给，加大对境外重点疫情国和地区防疫产品的出口，同时呼吁主要发达国家从挽救全人类生命视角对高技术含量的防疫产品尽快放松出口技术管制等。另一方面需要抓有效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2020年2月6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10多条财税支持措施。2020年3月20日，财政部发布《财政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措施问答》，面向个人出台了补助补贴、税费优惠等措施，面向企业出台了资金支持、税费优惠和政府采购等措施。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放3,000亿元防疫专项再贷款。2月3日和4日， 中国人民银行超预期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两天投放流动性资金1.7万亿元。3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3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强化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普惠性金融支持。中国人民银行从4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至0.35%，4月15日和5月15日对农村金融机构和城市商业银行定向降准1%，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 亿元。因此，从需求管理端来看，我国更需要使用财政政策来增强微观定向支持企业、稳定就业的精准性。现阶段除了执行减税降费外，需要定向精准地给中小微企业“输血”，比如适当减免这些企业半年厂房租金和社保缴费，给予企业员工半年租房补贴以及3个月待业救济金等。货币政策上，需要增加专项再贷款，实施优惠利率，定向提供信贷流动性等。由此，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精准扶持中小微企业，让其存活下来才是支持企业和扩大就业的硬道理。
第二，对于市场机制调节失灵的部门和要素配置，要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建议成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专门服务于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在短期内，能够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存活下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一方面，可有针对性地帮助广大中小微企业及时复工复产，补上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短板；鼓励跨境电商主动对接中小微企业，鼓励中小微企业积极参与跨境电商平台，主动融入全球生产链和产业链，寻找新的市场和商机。另一方面，通过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给予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贷款和融资，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可厘清商业银行与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借贷关系，能够更好地将商业信贷与社会责任剥离开来，重塑市场经济下真正的银企关系。事实上，商业银行属性是企业，越是潜在危机形势下其放贷就越谨慎，当然是择优给企业放贷。中小微企业往往是无抵押的缺钱者，更容易被踢出贷款资金“名利场”。而且，在疫情蔓延致使全球消费、出口市场萎缩的态势下，企业争取贷款用于投资的行为将变得更加谨慎。据此，尽管流动性泛滥，但仅靠放出货币是没有用的。按照货币主义理解，只能催生金融泡沫和通货膨胀。靠放出货币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津巴布韦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疫情全球蔓延下我国的确需要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恢复性增长和市场信心，更需要实施定向精准的财政政策和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来专门支持中小微企业生产投资、增加就业。
四、供给服务端政策：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公共服务效能支持企业扩大外贸和就业
供给服务端政策上，现阶段海关及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多采用贸易投资便利化制度供给创新，大大提升了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公共产品服务效能。在疫情全球蔓延下，需要积极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的制度创新来支持企业开拓市场，扩大外贸和就业。目前，我国海关这一块做得比较好。公共产品服务供给上，浙江的5G网络建设、AI技术应用于智慧型城市智能管理，比如杭州市通过红外线感测就业的热度。供给服务端提升需要政府职能部门下沉到一线企业和社区，提升公共产品服务效能来支持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增加就业。
具体到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业务上，第一，需要强化自贸试验区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自主制度创新，结合省域要素禀赋，培育企业开拓市场新动能。（1）国家需要赋予和提升自贸试验区更大的制度创新动力，推进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制度创新，对标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的营商环境，吸引新型高质量的内外资企业入驻自贸试验区投资，以维持与全球价值链挂钩。2019年8月26日，随着第五批自贸试验区发布，我国自贸试验区数量已增加至18个。各省（市区）自贸试验区需要结合本地资源和要素禀赋，通过制度创新来引领和推动经贸高质量发
展。（2）需要根据省域资源和要素禀赋，强化全国10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自主创新，形成良性竞争和互补优势，借助互联网平台，真正发挥跨境电商大幅削减成本、提升要素有效配置的优势，扩大贸易和就业。
第二，海关、商务部门、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商会等需要多头并举支持企业扩大外贸和就业。（1）海关需要加大对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力度和扩大出口退税行业领域，提升出口退税服务便利化。（2）海关需要积极联系疫情国海关给予防疫物资物流绿色通道便利化服务，做到货物通关便利化。（3）商务部门和驻外商务参赞需要积极联系所在疫情国的政府、商会和当地企业，为我国企业积极提供疫情国相关紧缺的货源信息。（4）金融机构需要积极培育和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外贸企业规避风险。现阶段，需要充分发挥远期合约、期货合约、货币互换等金融衍生产品在企业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中的套期保值作用，积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对企业的远期合约等遭遇疫情不可抗力进行商业再保险。（5）地方政府需要实施“两手抓”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下沉到一线贸易企业，采用财政、税收、信贷、土地和公共服务等多维举措支持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增加就业。（6）商务部门和商会需要针对海外因疫情引发的相关贸易限制措施，及时向我国企业提供必要的法律和资讯服务。
五、收入政策端：短期内发放消费券、中长期运用“互联网+ 物联网”提升消费和就业
收入政策端上，短期内可通过适当标准发放本地消费券来扩大临时性内需。比如，浙江省杭州市派发了16.8亿元消费券、江苏省南京市派发了3.18亿元消费券、浙江省宁波市派发了1亿元消费券、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派发了1亿元消费券。虽然短期内各地派发的本地消费券有可能放大本地内需，但是在居民户收入未改变的情况下，很可能造成提前消费，将是对下一期消费的“拆借”，因而在中长期内这样的消费券作用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短期内使用消费券来扩大内需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不能作为主要的推动力。只有帮助中小微企业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这才是扩大内需的硬道理。
美国时间2020年3月15日下午，美联储突然宣布降息至接近零的水平。此后，主要国家中央银行也相继宣布降息。然而，疫情全球蔓延致使世界贸易和跨国投资陷入断崖式下滑，我国外贸也下滑严重、内需不振，经济下行压力陡增。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