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面临疫情、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三重挑战。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伴随着10年后的经济危机以及二战引发人们对疫情、经济萧条和地缘政治冲突之间密切关系的思考。为全面解读疫情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2020年3月21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与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一期“疫情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研讨会以线上形式成功举办。会议邀请来自政府、高校、媒体各领域人士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视角以及国际国内不同层次解读疫情影响，就疫情形势、疫情影响、应对之策及相关国际关系理论反思四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一、 疫情形势

（一） 疫情认知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丁纯首先表示，关于疫情认知有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即疫情本身的负外部性非常强、作为一个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外生冲击并具备一定的随机性及需具备全球化的视角。全球多个国家面对疫情的突然袭击采取的执行手段大有不同。只有在对病毒的充分认知下才能对其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武汉抗疫成功便是典型事例。英德政治家因相应的社会认知，民众习惯而作出无法阻止其扩散的判断，故在阻吓民众以提高公众警惕同时尽量推迟疫情集中暴发的时间以减缓对医疗体系的冲击，避免出现体系瘫痪，降低致死率，即高传染但低死亡率。

丁纯还指出，各国抗疫绩效取决于政治家等群体对病毒的认知、采取的策略、民众的习惯、社会的共识、医疗资源和卫主体系的规模质量及全社会应急能力等的综合反应。应对效果取决于国家综合的KPI，不宜简单地下定论。因国家民族文化意识不同，习惯不同，国家之间很难直接进行简单对比。譬如，意大利死亡率高可能是因为其作为全欧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以及特别的家庭生活习惯。同时，病例确诊检测覆盖范围、漏检患病人数，基础病人排除都会造成各国确诊病例死亡率的误差。

（二）社会形势

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与政策》英文杂志常务副主编黎浩指出，中国在疫情发生之初面临医疗物资暂时短缺、物流配送不及时及国际舆论压力，但政府果断调整防控方案，采取封城等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加上全体社会公民的高度配合，国内疫情在两个月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国外疫情未能及时受到重视，逐渐演化为全球大流行，境外输入病例日渐增多且逐渐成为中国主要新增病例来源。我国在抗疫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在制度文化、信息通讯技术、医疗技术、基建优势、医药物资供应、中医药辅助治疗等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

黎浩指出，抗疫之初国际社会虽然对中国充满了肯定和支持，但也有部分声音对中国的评价比较负面。美国特朗普当局第一时间切断与我国的往来航班，并利用其舆论平台和工具多次发表抹黑中国的不当言论，使原本紧张的中美关系愈发紧张，也加重了美国当地日常生活用品及呼吸机、口罩及核酸检测试剂等抗疫基础产品供应出现极度短缺的现象，严重影响其自身抗疫。只有中美相向而行，才能有利于全世界的共同抗疫。

（三）新加坡案例分析

新加坡《时代财智》杂志记者张俊以新闻媒体人的角度将这次新兴冠状病毒定义为有传染性的会致命的慢性病，并推测：这次疫情至少持续1-2年的时间，其后期影响可能超过两年。这一观点受到同期新加坡当地星展银行的评估报告和新航飞行情况的印证。在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定义为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当天，张俊采访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专家也曾表示这次疫情将会比SARS表现得更为严重。新加坡国内确诊病例呈倍数型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面对这次疫情表现沉稳，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举措针对性强且可行性高。新加坡领导人表示，将对从1965年建国以来一直较为稳定的物资战略体系进行调整。国家已经从长远考虑制定两个“30”工程 — 到2030年实现食物自给自足达到30% （目前绝大部分依靠进口）。此外，国家致力于一如既往吸引外资，确保国际吸引力。2月18号，第四代领导王瑞杰的预算报告中提出包括109亿新元赤字在内的大预算（2015年以来最高赤字额），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抗击疫情。新加坡在首发阶段严防死守，逐步采取封城措施，民众接受程度良好。

二、 疫情影响

（一） 经济

丁纯指出，疫情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分析判断。就目前而言，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表现得极为明显，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中断，进而引发经济衰退等一系列严峻后果。

张俊指出，疫情对新加坡的经济是一个挑战，但有希望得到解决。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新加坡70%的物资从马来西亚进口，而马来西亚已采取锁国政策。尽管新马两国的物资渠道仍然畅通，但因马国国内高速网络受限、物资运输效率降低，新加坡在之后一段时间内国内物资供应势必会受到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部主任Sumit Agarwal在疫情开始之初曾透露，这次疫情属于“V”形的recession（经济衰退）, 而不是”U”形的depression（经济萧条），而recession在经济学中一般指两个季度或半年以上的金融危机，该论断也从侧面反映疫情可能是个较长期的情况。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一国两制与国家统一研究所副所长赵柯指出，这次疫情将会加速全球化放缓的趋势，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以及全球金融体系分化。三大跨境生产体系主要指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生产体系、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生产体系和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跨境生产体系。2013年之后，区域内的贸易大于区域间的贸易，成为后金融危机较为明显的特征之一。疫情带来的大量限制生产要素流动的措施让很多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其他经济体系的危险。全球金融体系的分化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得更为明显。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形成的C6联盟在疫情的演变下进化成C9联盟。C6联盟虽然是一个多边无期限、无限额的货币互换网络，但从C6和C9联盟的成员国组成可以窥见目前全球金融体系分化趋势。

（二）政治

张俊指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透露4月可能开展大选，这一想法因疫情暂时未得到有效控制遭受反对党的强烈反对。提前大选可能是对疫情会产生长期影响的必要反应。

赵柯指出，受疫情影响，全球政治的对抗性也在增强。较为明显的是，2016年欧盟发布的第二份全球战略文件里指出欧盟处在相互依赖、联系相互紧密但政治间的相互对抗性在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