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个倡议是新西兰自己提出来的，我们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和新西兰中国委员会联合在新西兰开了首届南太平洋连接的论坛，现在这一议程已经进入新西兰外交部，正在通过新西兰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在把它正式变成“一带一路”的一部分。其实，这个构想也在我们中国的计划当中，但是用新西兰的名义做会更好，因为它是西方盟国，由它提出，美国人再要反对就比较困难。这也是我们倡导的一种形式，即把“一带一路”转化为别的国家的某种方案，但做的是“一带一路”的内容，这样“一带一路”就有许多不同的载体，是多元化，多边的。 

另外，这次由国际亚洲共同体学会会长、“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首席代表进藤荣一带来的日本即将参与“一带一路”的内容也非常重要。从整个日本贸易、物流产业的成本来说，“一带一路”可以帮助他们省掉百分之几十的物流成本，他们走欧亚大陆桥和他们走大西洋、好望角相比只有四分之一不到的时间，所以日本如果不和“一带一路”结合，他们的贸易成本就非常高，如果和“一带一路”结合就只有四分之一的运输成本。现在这个趋势应该非常清楚，去年安倍和李克强签署的协议中提到“中日第三方合作”，实际上这个“第三方合作”就是“一带一路”合作，今年大阪安倍和习近平签的十点共识，其中有一点就明确提到“一带一路合作”，双方把第三方合作已经正式具体到了“一带一路”，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观察者网：这次论坛的全称是“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您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

黄仁伟：全球治理首先是应对全球的问题，目前全球的问题难以解决大多数情况是因为缺乏治理，因为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国家可以治理的。在解决“一带一路”问题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个开始全球治理的过程。因为“一带一路”面临的许多问题是跟全球治理直接相关的。比如说全球的贫困问题，因为贫困问题就有难民问题，就导致国际犯罪问题，这个要连在一起，如果地区发展解决了贫困，那么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治理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也解决了全球的产业链的问题，全球的经济的平衡发展问题，全球的资金流向问题，等等。

“一带一路”的治理模式和现有的全球治理不同，它是从微观往上走；而联合国、WTO这些大的国际组织引领的全球治理是从宏观往下走。“一带一路”是在具体的一个国家，一个领域，具体的治的过程中，形成“一带一路”的联合体共同体，然后再在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共同治理，再上升为全球治理和现在的联合国体系的全球治理，上下补充。全球治理真要做难度很大，很多宏大的主题不知道哪天能真的做成，但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有些治理问题可能比较短的时间就做成。所以在区域治理的范围内，“一带一路”就可以实现全球治理做不到的一些事。

比如让全世界棘手的毒品问题，我们知道原来世界有三大毒品产地：阿富汗、哥伦比亚和金三角地区。金三角所在的湄公河澜沧江流域原本毒品犯罪非常猖獗，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河流流经各个国家，旁边又是丛林，所以没法管管不住，而现在由于“一带一路”进入了这个地区，澜湄流域实现了六个国家共同打击毒品的区域制度——上游发现了，马上报告下游具体信息，下游的国家开始堵截，这样上下一起联动，金三角的毒品就很快控制住了，现在那里已经不是世界最大的毒品产地了，东南亚地区的毒品生产和交易已经大大减少。

那么，如果澜湄流域可以做，它的模式，它的经验就可以被很多区域借鉴了——很多国家都有共同的河流，共同的山脉，共同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所以说，全球治理是个大概念，它最后要通过区域治理来实现。每一个区域的条件不一样，发展程度不一样，不能等到所有的区域都一个水平再治理，“一带一路”提供了这样的治理的多样性和不同步的发展方案。所以有了“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就可以一个领域一个领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来推进。

以前的全球治理就是“西方治理”，甚至于就是“美国治理”。目前这一套西方治理或者美国治理，不仅已经不太符合全世界总的平衡，而且连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美国自己也在退出去。所以全球治理以西方治理美国治理为主的时代正在过去——它已经承担不了全球发展的需要，所以“一带一路”它代表着非西方的全球治理。西方治理的下降和非西方治理的上升，这种“此消彼长”就是全球治理的一对矛盾，刚才说的是“上-下”，这里是“东-西”，所以“一带一路”代表着一个全球治理的方向，一个趋势，一个未来。

观察者网：您说到了“一带一路”将改变全球治理的趋势，在这方面东西方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一带一路”效应的初步显现，近年来西方媒体带领舆论发起了很多针对“一带一路”的批评，让外界很多人开始质疑“一带一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黄仁伟：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一带一路”取得成功。他们知道这个倡议不是他们提出的，也不是他们做的，所以如果中国提出来并且做成功了，这对于整个西方秩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和挑战，他们宁可看到你做不成，所以他不会站在正面来讲“一带一路”的成功。因此他们会格外关注“一带一路”产生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尽量放大，尽量把它们渲染成“一带一路”的主要议题，主要内容：“中国人‘一带一路’最后要黄了，失败了，你们谁跟着他走，最后都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一带一路”这么大的项目不免会有失误，不免会有中国缺乏经验造成的不成功，所以只要抓住一个不成功，他们就把所有的其他的案例都覆盖掉，造成了一个大的氛围，于是就围绕“一带一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

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一种批评就是“债务陷阱”，此外还有诸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为了地缘政治，为了建立新的霸权，为了改变世界上的西方秩序，为了建立势力范围。另外，他们说中国也开始干涉各国内政了，因为“一带一路”深入到各国，然后中国以“一带一路”输出意识形态，输出中国模式，会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权等等。

所有这些有三点最基本的东西可以驳斥，但是很可惜我们国内的许多学者没有抓住。

第一就是所有这些西方的论调都是推测，都是根据他们西方几百年的发展经验和逻辑，认为“我们曾经这样做了，轮到你们的‘一带一路’肯定也是这么样的”——这是西方几百年逻辑的继续。更有甚者，西方的这段历史已经上升为一整套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的理论，这套理论也被包括中国许多学者接受了。他们用了这套理论来判断来检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得被动进入这个逻辑里头。

第二，他们没有充分的数据和事实，往往只是抓住其中的一个片段，以偏概全。不管有意无意，只要抓住一块就说是全部。所以什么债务陷阱，还有什么破坏生态，他没办法拿出“一带一路”的整体数字，而是抓住其中一个案例一个项目，就说“一带一路”就是这样，这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法。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给他们提供的炮弹。很多中国人自己没自信，在那里说我们的“一带一路”是“乱撒钱”，是“浪费资源”，“我们最后一定支撑不下去了，我们的财政也没那么多钱，我们要完蛋”。中国人自己否定“一带一路”的言论变成了西方攻击我们的炮弹，这些加起来会让人觉得听上去很有道理。

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有理有据地把问题说清楚。我在国际会议上已经讲了很多次，可以说是讲一次成功一次，到现在为止没有驳倒我，都是我把人家说服的，所有他们提的问题我都可以给他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确的回答。举一个简单例子，最早发起“债务陷阱”这个话题的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和《金融时报》，我最近跟英国金融时报的副主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讲的“债务陷阱”的“债务”概念，根本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