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抢抓“一带一路”为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其一，因地制宜制定民族区域发展规划，突显平台作用。选择与区域实际相适应的开放模式和路径，对于提高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至关重要。2015年国家颁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了新疆、宁夏、内蒙古、云南、广西等省（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为其初步指明了发展方向，明确提出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迄今为止，中国—东盟博览会共举办了200多场会议论坛，促成了一大批重大项目合作，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合作机制，为各领域的信息交流和工作衔接提供了广阔平台，促进了双方更深入的沟通交流与互惠合作，真正实现了“10+1大于11”。中国—亚欧博览会已经举办五届，先后有30位中外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及1100余位中外部长级嘉宾出席，遍布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国家有关部委先后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政治、外交、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高层论坛和专题活动50余场次，共集中签约内联项目总金额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对外经贸成交总额近300亿美元。中阿博览会举办了五届，共有29位中外政要，336位中外部长级官员，140位外国驻华使节，8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139家大型商协会，6500多家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代表以及4.7万多名参展商、采购商参会参展，为推动中阿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展会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的品牌性项目，是实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其二，合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配套的相关要素，展现联动作用。高铁经济、中欧班列、文化产业等诸多要素，有可能将以往所谓改革开放的末梢升级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前沿。由于建设资源的有限性，我国民族各省（区）在制定实施政策过程中还应加强沟通，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其三，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定位发挥带动作用。判断 “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区的重要指标之一便是该地区是否存在“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企业，这些企业是否具备“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基础条件。企业发展关乎民族地区的税收状况，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更是有效促进民族工作持续推进的支撑点。如果民族地区缺少优质企业，不仅不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必然影响民族的团结进步。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企业分布呈现出国有企业占比多、民营企业占比少、“世界500强企业”寥寥无几的现状，企业建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4.推动精准扶贫做实走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战略，致力于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但西部地区依然有近1100万少数民族群众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主要集中在新疆、云南、贵州等省（区）。在当前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仍在法律制度供给、管理体制、识别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影响了扶贫的效果，延缓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发展进程。很多民族地区的干部认为，民族地区的关键任务不是开放，甚至认为开放会“引火烧身”。有一次笔者去西部开会，主题是“一带一路”。当地一位干部说，本省的核心任务是精准扶贫，不是参与“一带一路”。可见，这一思想不是一个缩影而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它不仅不会推动精准扶贫工作，反而会限制脱贫进程。

5.探索民族地区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其一，加强整体规划，专门出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人才规划或纲要，对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涉及的人才进行科学分类梳理，推进人才队伍建设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其二，对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型人才，分级建立省市县等人才数据库，为对外开放人才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其三，促进东部地区为民族地区提供人才支持，建立由省（市、区）一把手挂帅的省级决策咨询机构，汇聚八方英才，为民族地区科学决策提供“金点子”，发挥“最强大脑”效应；其四，重视海外华人华侨资源优势，引导更多华人华侨专业人士到民族地区发展和创业。在政策给予倾斜，鼓励华人华侨在民族地区开展科技合作交流、技术指导等活动，支持其选聘为相关行业顾问，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6.加强对全球民族事务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视域下的区域协同开放，与全球民族事务发展演变息息相关。很多少数民族是跨境民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对外开放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为保障我国民族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尊重，既要促进社会公正，又要消除国际合作对民族事务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应进一步强化对民族事务的学术研究，加强民族事务的智库建设，从而在国际民族事务上发挥建设性影响，提升在世界民族事务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学术贡献。

三、政府是主导，企业是主体，建设国际化核心企业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了一个清晰的概括——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实现强起来，没有像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强起来的。就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而言，“补短板”主要有两组内容、六大关键词：一组是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另一组是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

（一）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过去十几年，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取得很多成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国际市场走出去容易，走进去、走上去难。目前，国内企业“走出去”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在海外拿项目、卖产品或置换能源，给国际社会的印象是“中国人来了，中国人走了，中国人又来了，中国人又走了”，很多反应是物理反应而不是化学反应，没有产生共振。所以，企业更多需要思考如何在标准、资质、知识产权等“软联通”方面发力，即“走进去”，以及如何在文化、理念、价值、管理经验等方面实现全球共振，即“走上去”。 

中国企业国际化布局有三个阶段——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第一阶段，中国企业“抱团取暖”，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借船出海”。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但短板是中国企业还是“扎堆”存在，本土化程度不高，与驻在国的融入不够。第二阶段，中国企业“由点及面”，通过绿地投资解决技术、资质、知识产权、标准等“软联通”问题。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中国企业“走进去”的问题，要在关键技术、关键原材料、关键工艺等领域发力。第三阶段，中国企业要提升软实力，在文化、理念、价值观等无形的领域发力，通过价值共振，增强“一带一路”的“通心能力”。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中国企业“走上去”的问题，中国企业不仅要关注靓丽的销售数据，也要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以及“一带一路”的欣赏与认同。

在这个问题上，本文以新疆地区为例给予讨论。当前，新疆的企业发展就面临着转型升级，笔者对此提出四点具体建议。

第一，摆脱“汗水经济”“飞地经济”“通道经济”“能源经济”模式，走向智慧经济、品牌经济。应鼓励新疆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如江苏无锡红豆集团在柬埔寨建立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浙江华立集团在泰国建立的罗勇工业园区等可供新疆企业学习借鉴。但总体而言，境外经贸合作区所实现的物理反应多，化学反应少。笔者在埃塞俄比亚、越南、柬埔寨等境外经贸合作区调研时发现，诸多园区的入园企业多以劳动力密集企业为主，主要业务是为欧美名牌企业做代工，其社会贡献主要是为当地居民解决就业，但中国企业自身发展基本上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汗水经济”。因此，要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基点，由点及面，增强绿地投资比重，走智慧经济、品牌经济的路子，要真正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能力。

第二，要建立多元主体开发模式。目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进行境外园区开发的还比较少，要鼓励驻在国或第三国企业以入资入股的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要增强各方的经济粘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特别是要加强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方合作，积极吸引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企业入园。意大利的普拉托，可以说是没有围墙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此种模式值得持续关注与研究。普拉托常住人口为19万，其中3万多是移民（记录在案），而移民中近2万是华人。华人的努力加上意大利人的时尚创意使这一小城成为欧洲最大的纺织与服装中心。华人企业对该地区的GDP贡献达14%，这里原来多是面料企业，现在生产服装，华人把这里的产业链拉长了，使得各方的经济粘性也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