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沿边沿海的民族地区，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与地缘优势，打造交通枢纽、文化科教和商贸物流中心，建立面向国外的贸易和交往平台，形成了经济辐射中心，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广西以推动区域联动发展为主轴，构建了中越“两廊一圈”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融入了中新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加快了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东盟国家的近50个港口建立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从而打通了面向东盟的交往通道。云南是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对外开放模式注重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致力于联通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促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通过举办中国—南亚博览会，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对内开放则主动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新疆以打造对外开放核心区为目标，在陆路运输和国际航空港建设领域独树一帜，积极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举办中国—亚欧博览会，深化与周边国家科教文卫和旅游、人文领域的合作。内蒙古以雁阵模式搭建对外开放架构，着重发展农牧业及其衍生产业，着力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推动铁路运输和口岸、开放试验区建设，借助中蒙博览会平台，深化对外贸易发展。西藏以强化口岸联通引领对外开放，推进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着重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合作，借助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平台推动农牧、旅游、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由此可见，边疆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抢抓机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2.深居内陆的少数民族省（区、市），凭借自身突出的优势资源，构建战略通道，打造枢纽省（区），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促进内陆地区的对外交往与经济发展。宁夏以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为目标，凭借突出的人文优势资源，以中阿博览会为机制平台，促进了我国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建设面向南亚、中亚、西亚的物流运输通道和商贸物流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青海形成了以生态环保为基调的对外开放模式，紧抓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机遇，融入国家自贸区战略，打造特色轻工、新能源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以青洽会等对外开放新平台促进重大经贸文体活动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贵州形成了产业链条的对外开放模式，依托西南陆路交通枢纽区位优势，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平台，参与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区域合作，融入中新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扩大酒博会等品牌国际影响力，围绕先进制造业、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等产业链实施对外开放。

（二）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凭借区域内资源优势，已步入稳定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我国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与东部省（区、市）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较大差距。正确认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是保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强当地民众幸福感的重要条件。

1.缺乏结构合理的产业支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产业布局不合理。地区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民族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较高。例如，2017年我国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广西14.25%、云南13.98%、贵州14.92%、新疆15.49%、内蒙古10.23%、宁夏7.56%、青海9.02%、西藏9.37%；东部沿海部分省（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上海0.33%、江苏4.75%、浙江3.90%、广东4.22%、福建7.56%。由此可见，我国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远高于东部沿海省（区）。其二，民族地区基本无现代产业基础。由于民族地区缺乏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发展，导致地区产业发育程度不高，对外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来自内陆地区，沿边靠海的少数民族省（区）虽起到了较好的桥梁通道作用，但远未形成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聚集群，难以有效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传统的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出低价格消费品而获取矿产能源的贸易模式显然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其三，经济产业模式较为单一。目前，拉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大多集中在“通道经济”层面，能源经济也成为一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主打口岸经济、中欧班列等经济项目，但仍然无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基础。

2.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层次较低。1983年以来，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推进速度惊人，但与东部沿海省（区）相比，差距依旧明显。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而我国民族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较低，如广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904.76元、云南为18348.34元、内蒙古为26212.23元、新疆为19975.10元、青海为19001.02元、贵州为16703.65元、宁夏为20561.66元、西藏为15457.30元。上述数据显示，除内蒙古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民族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居民购买力和富裕程度与东部地区相比，均呈现落后之势，这从侧面反映出其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另外，由于一些民族地区周边国家大多属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相对狭窄，产品需求层次也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我国民族地区出口产品以低端和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也主要以矿产和能源等初级产品为主，致使对外开放层次较低。

3.高精尖人才依然匮乏。由于长期封闭造成的信息闭塞不畅，使得民族地区居民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商品经济和市场意识长期落后东部沿海省（市、区）。加之，自身教育基础落后，人才培养难度较大，难以满足对外开放和经济交往对复合型高端人才的需求，直接制约和阻碍了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步伐。

4.依赖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惯性较强。我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拥有较中部和东部地区更为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对外开放肩负着更多的任务要求，既要促进民族团结和区域协调发展，又要实现稳固边防和睦邻友好。对象国和对象区域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成为民族地区实施对外开放的前提和保障之一。这种“依赖惯性”决定了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省（区、市）对外开放的基础较为脆弱，该类型开放易受对象国和对象区域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战略影响，从而制约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三）新时代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建议

1.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全球产业链加速转移的背景下，我国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强烈。由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发展基础特殊，其产业发展不仅是简单的通道经济、能源经济以及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而且是注重发展培育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开放特区深圳为例，其作为“试验田”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经历了从简单商品贸易、外向型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三个发展阶段的升级，到现在重点明确文化产业成为第四大支柱产业的新定位，其发展模式的关键点是工业企业与生产型服务业企业相互助益。深圳既有国内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通讯巨头——华为，也有优质的金融服务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还有快递行业领头羊——顺丰。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对外开放建设展现出生力军特点，国有企业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推动力量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同时，多业态相互融合、彼此成就的“深圳模式”，为民族地区外向型企业发展提供了借鉴。 

2.在文旅产业领域“做文章”“下功夫”。这是世界发达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普遍模式。比如意大利，近年来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为当地第三产业带来了持续的增长动力。有数据显示，意大利旅游业产值占国家GDP的近12%，为12.8%的意大利人提供了工作岗位。2017年意大利时尚产业、奢侈品产业产生的附加值达242亿欧元，占意大利制造业总附加值的10%，从业总人数达50万人，约占到意大利总就业人口的15.5%；2017年意大利时尚系统的贸易顺差高达200亿欧元。由此可见，以文旅产业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发达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突出特点。我国民族地区有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资源，但是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品牌化与国际化程度不够，导致我们有功夫、有熊猫，但没有“功夫熊猫”。因此，要深度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对文化资源的开发要做到精耕细作、精准供给，改变以往的大杂烩式的打包供给；要通过品牌性论坛以及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真正孵化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艺术大家和艺术产品；同时，集中创建有市场前景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形成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助力产业结构优化的独特模式。能源资源越用越少，文化资源越用越多。民族地区应根据当地实际，逐步走出一条以市场运作为主，以全面开放倒逼改革、带动创新，逐步形成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