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数据跨境流动更是全球化的新的重要表征。事实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实物生产、货物贸易、货币全球化以及人的跨境流动都存在着一定的限度，不可能无限高速扩张，而数据生产及数字跨境流动成为全球化的新特征。在数据生产方面，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到2025年，全球数据生产将增加至163ZB，相当于2016年所产生16.1ZB数据的10倍。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根据思科公司的统计，从2005年到2016年，跨境带宽使用量增长了90倍，到2023年将再增长13倍。每一年跨国数据流动量的增速都要远远超过货物、货币以及人员跨境流动的增速。这大大丰富了全球化的内容，也推动了全球化以一种新的形式发展。忽略了数据生产及数字跨境流动这一情况而谈论全球经济及经济全球化，是很不全面的。一旦从数据的角度观察全球经济和全球化，会有不一样的结论。

综合上述几方面的数据来看，全球化有退有进。用以衡量全球化的传统数据最近退得比较引人注目，但观察新的数据指标，全球化还在前进当中，甚至是大幅前进。需要指出，全球化不仅要从数据上衡量，而且要从政策上判断。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处于后退状态，主要论据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这两大政策性事件。特别是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新政府大量退群，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去全球化的重要判断依据。特朗普确实反感全球化，因其认为全球化损害了美国利益。

但是，看其他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并非如美国政府这般。美国确实退出了一些群，但是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的群。例如，美国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PP并未因此而解体，剩下的11个成员在原有TPP规则基础上，达成了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表达了这些成员国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烈意愿。

事实上，美国之外的其他前三大经济体，欧盟、中国和日本，都反复强调支持全球化的鲜明立场，并且采取实际行动力图订立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除了CPTPP之外，欧盟和日本这两大经济体在今年达成了双边自贸协定，这一协定也是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覆盖全球GDP的28%，贸易总额的37%。中国坚定推进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力争和其他成员国一道努力尽快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16国成员达成协议的意愿显著，谈判也取得实质性进展，谈判完成度从2017年不到50%迅速提升到2018年的接近80%。RCEP如若达成，将覆盖全球近一半人口、全球贸易的40%、全球GDP的近1/3。这些自贸协定谈判的最新进展表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并未走向终结。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仍有较大动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全球层面无法推进多边贸易体系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在地区层面的诸多积极实践将有力驱散对于去全球化的担忧，也会有助于反击美国单边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于全球化也不完全是一退了之，而是以退为进，试图推进对其有利的全球化。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但经过谈判，美国在NAFTA的基础上代之以新的美墨加三边协定（USMCA）。比较NAFTA和USMCA，最主要的区别是美国把更能维护其利益的一些条款加入其中，USMCA本质上是NAFTA的升级版。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并非完全反对全球化，而是试图塑造对其更为有利的全球化。

总体上，如果从数据和政策两个方面整体衡量全球化的发展，可以说是进退互现、稳中蓄进、稳中有进。这就是当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逻辑。这一逻辑确保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大致发展方向，表明支持全球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同时反过来也有利于支持全球化的行为体在进一步的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多红利。

冲突或合作的大国政治逻辑

安全和经济是影响国际格局的两大逻辑，但是安全和经济这两大逻辑并不等同于格局自身。格局必须在国家互动、尤其是大国互动及其所形成的大致结构中得以体现。大国一直是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行为体。然而，大国互动及其结构成型也不会杂乱、毫无规律地呈现，而是会在上述全球安全和经济逻辑所形成的总体架构中发展。因此，要理解当前国际格局演变，必须从安全、经济和大国互动三重逻辑共同出发。

在当今格局中，提及大国，无外乎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和日本等。如果从军事力、经济力、政治力和文化力四大力量衡量。中美两国四力俱全、俱优。而欧盟（姑且算一个国家）长于后三者，短于军事力；俄罗斯长于军事力和政治力，但短于其他两力；日本是经济力相对较强，其他三力较弱。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最为关键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国比其他行为体更为有力地塑造国际格局。虽然美欧、美俄、中欧和中日等关系都在发生调整和变化，但在关键大国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确实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影响国际格局走向的一对关键关系。

然而，虽然对于中美两国在当前国际格局中最为重要的行为体身份已经较少有争议，但是其互动模式却越来越存在不确定性。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美关系大致上有两个关于“两”的判断。一个是共同治理框架下的“中美两国集团”（Group 2）。特别是在2007年美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前夕，中美这一意义上的G2关系颇为流行。基于共同治理的G2关系的总体趋势是两国通过共同利益和共同合作来处理双边关系，共同推进全球治理。延循这一思路，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将是稳定的，合作共赢将成为主旋律。国际格局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也因此是稳定的、合作的。然而，随着美国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特别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及对华发动贸易战以来，关于中美关系走向另一个“两”的声音骤然增强。这个“两”就是“中美两极化”（bipolarization）趋向。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日益接近于美国，中美两国将会出现结构性的冲突，会重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为了权力，竞争和冲突将是中美关系的主流。两极化最终不可避免，最近的一次“两极化”国际格局就是美苏冷战。

中美关系走向直接影响到国际格局形成，因此需要认真分析中美关系可能的发展走向。总体上，当前中美是否“经济脱钩”和“新冷战”是双边关系的两大不确定性。中美经济脱钩和新冷战几乎合二为一，中美经济脱钩意味着两国冷战时代即将到来，脱钩即为冷战做准备。如果经济脱钩，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冲突和对抗的可能性大增，全球将很可能分裂成两个阵营，各自以中国和美国为核心。经济结构、安全结构都会呈现两极对抗的格局。如果中美经济继续挂钩，避免了冷战的可能，全球也会呈现相对和平的格局。

当前中美关系发展虽然出现了重大的波折，但大范围经济脱钩不太可能。原因一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深入到彼此经济深层结构当中，双方脱钩成本太大。在贸易领域，中国对美出口依赖度虽然整体稳中有降，但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反观美国，美国对华出口也在不断快速增长当中，其增速远高于其对外总体出口增速。更不用说中国目前仍然稳定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规模的美国国债。两国在金融领域的联系一直极为紧密。二是中美两国都嵌入到现有的国际经济机制当中，只要国际经济机制不瓦解，中美双方也不和国际经济体系相脱嵌，中美就会通过各种多边机制产生事实上的联系，因此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脱钩。当然，经济无法全面脱钩并不代表中美在新形势下不会出现局部脱钩的情况。比如在科技领域，美国会为了更好地维护其科技优势，更加保护本国高科技知识产权，人为地限制对华科技交流，干扰中美科技人员正常交往，从而形成可能的中美科技脱钩。

在双边经济难以整体脱钩的情况下，中美出现类似于美苏冷战的中美新冷战的可能性较小。一是中美仍然在各重要领域保持着挂钩的态势，双方互有所需，很难把对方推开加以遏制。二是是从历史的教训看，美苏冷战的一个重要根源为两国全球意识形态扩张下的必然冲撞。但中国并不是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奉行的是防御型而非扩张型，不强迫他国接受本国政治制度。美国也承诺不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意味着两国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在全球竞争。三是从美国民意看，美国民众并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美国对华冷战缺乏必要的国内民意支持。按照美国皮尤公司最近几年的民调结果，美国民众不喜欢中国的比重近几年是稳中有降。而且美国年轻人对华好感度是要大大超过对华反感度。四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