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总经济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博导,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研究方向为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流通经济。主要著作有《变局——中国智库专家视角》《中国与世界——以中国视角解析国际问题》《透视中国——中国宏观经济报告》等。
摘要
自“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述提出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持续演变,五个标志性事件已相继发生,未来十年亦可能出现五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特朗普的再度执政可能是百年变局的一个重要变量,其上任后对改善中美关系释放了一些积极信号,可以转化为两国加强合作的重要机遇,但不太可能调整对华遏制打压的基本战略,存在着明显的两面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应正确认识特朗普再度执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战略定力、战略耐力与战略反制能力应对挑战,同时化挑战为机遇,深化中美两国务实合作,主动推动中美关系朝于我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未来,中美双方必须进一步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寻找利益交汇点、政治主张趋同点和大国关系加固点,推动形成建设性、可持续、长周期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
对于当前国际局势分析,尤其是2024年美国大选后中美关系的变化,要“跳出美国看美国,跳出中美看中美”,要把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变化,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以及世界格局重塑和全球治理秩序重构的大格局下进行分析和观察。我们既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至今:回顾与展望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至今已相继发生五个标志性事件。第一,大国关系发生重大调整与变化,全球性竞争日益加剧。近年来,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美国加紧对我国的遏制、围堵与打压,中美两国之间的角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前途命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关系进入动态调整、演化和排列组合阶段。
第二,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较大冲击和影响。新冠疫情和历史上发生的疫情存在较大不同,过去的疫情大多发生在局部地区,影响多在部分区域范围内,而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是世界性和多方面的。例如,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对既有全球物流体系的冲击,对全球人员往来、社交方式的冲击,进而产生了全方位、全球性、长期性影响。这场灾难也使人们对生命的价值、世界经济的关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构造与链接、科技应用发展中的道德伦理挑战等产生深度思考和反思。
第三,局部冲突和战争频发,战场主要集中于乌克兰和加沙地区,但整个战线蔓延全世界。近年来,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每场战争的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也都具有东西方角力、正义与非正义较量、拱火浇油与劝和促谈较量的特点。乌克兰危机和加沙冲突与近百年来发生的几百起局部战争不同,甚至和美国曾经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两伊战争、科索沃战争也不一样。以往发生的局部战争基本上是可控和短暂的,而目前的几场局部战争,大都具有全球性影响,前台是战场战火,后台是推手助力。
第四,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呈现连续性发展、复合式发展、颠覆性发展的特点。科技革命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其渗透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以往的历次科技革命。从历史上看,思想革命往往先于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先于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先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其存在内在的时效顺序和发展规律。但近年来,思想革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型经济全球化几乎同时发生并且共同产生作用。
第五,“全球南方”整体性崛起,南北关系、东西关系加快调整。“全球南方”国家的概念和相关表达变得越来越清晰,过去其中大部分国家力图避免在冷战中站队,而现在这些国家正避免在乌克兰危机和中美竞争中选边站队。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多极化进程中最具能动作用的力量,对世界政治版图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金砖国家机制、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南南合作机制等成为全球多边主义的重要基础。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功实现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的转化,得到了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的响应和参与,成为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寻求发展机遇、推动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跨国经济合作新载体。
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五个标志性事件亦可能出现。未来十年对于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发展而言,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年,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十年。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对未来十年发展的谋划。美国政府认为,未来十年是中美竞争的关键十年;欧盟国家普遍认为这十年是决定欧洲能否走出困境、实现大国抱负的关键时期;俄罗斯坚持认为能否或以什么方式结束战争,在世界格局重塑中如何确立俄罗斯模式,决定着俄罗斯未来的国家命运和国际地位;印度明确提出未来十年是决定印度发展的关键十年。对我国而言,这十年是实现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从而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的关键十年。基于对未来十年的综合性分析,五个标志性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或将发生。
第一,特朗普再度执政,将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再度执政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即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于一体,甚至有可能第一次结束美国所谓的“政治正确”和“美式民主”,第一次全面清理美国“深层政府”、摧毁几百年来构建的政府基础架构,并第一次由全球战略扩张转向战略收缩。未来几年,美国的衰败和兴盛可能皆系于此君,基于特朗普的个性及其执政四年与被制裁四年的经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尤其是任期内前两年大概率会争分夺秒实现“抱负”与“报复”。
第二,大国关系将重新调整,在现有基础上将会发生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变化。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发生重大调整,总体上在全球收缩战线,在一些地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具体而言,一是特朗普多次扬言力图将格陵兰岛、加拿大、巴拿马运河划归其国家版图,使美国成为最大的北美帝国;二是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主张承认现有边界,提出将俄罗斯重新纳入七国集团(G7),预判未来作为交易有可能将承认俄罗斯恢复或保持其势力范围;三是在中东地区力挺以色列,当地时间2025年1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一项所谓“彻底清理加沙”的计划,意在扶持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的霸主;四是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许诺孟加拉国交由印度处理,莫迪意在稳住美国以应对中国,而特朗普则想从中获取更多利益。中美关系发生新的调整,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潜力、科技创新能力与国际影响力在近年来得到迅速增长,在科技创新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不断取得结构性突破。特朗普政府意在推进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再平衡”,俄罗斯成为中美关系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特朗普曾多次指责拜登政府“让中俄走到一起”,并誓言将会“拆散中俄联盟”,为此,其一方面向中国示好,提出新的G2主张,并表示打算3个月内访问中国;另一方面转而与普京通话,力促俄美关系趋向缓和。总体而言,中俄关系仍然趋于稳固。2025年1月21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主席强调:“新的一年,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继续引领中俄关系登高望远,以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坚韧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共同促进两国发展振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普京则在会晤中指出:“俄中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平等相待,双方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从不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中俄两国的合作关系建立在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因而相对稳定、受两国国内政治因素及外部局势变化的影响较小。总体判断,俄罗斯将继续与中国保持战略互信,维持来之不易的“全球南方”国家力量增强并制衡美国单级霸权的局面。印度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其宣称,到2027年印度将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充分显示其增强综合实力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近年来,印度的对外政策呈现在大国之间“反复横跳”的特征,但综合来看其与中国的关系会因追求本国长周期战略目标而出现阶段性或间歇性缓和,中印合作符合印度的长期战略利益,有助于增强其经济实力并在世界舞台巩固大国身份。日本、韩国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受美国的影响颇深。虽然欧洲明确反对美俄就乌克兰危机的做法以及美国再举“关税大棒”挥向全球的对外政策,但这些国家大都需要依靠美国的军事实力来维护自身安全并且在经济上与美国深度捆绑,这决定了其尽管会在一定条件下因为本地区、本国利益反对美国,或与中国深化合作,但最终会选择在对外政策上与美国保持总体上的一致性。
第三,科技革命将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爆炸式、颠覆式甚至失序式发展。前十年全球科技革命呈现快速发展和复合式发展的特点,而未来十年更重要的是推动科技革命成果的快速和广泛应用。一方面,这将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产业链供应链、产业形态、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应用发挥积极作用,例如,近期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突破性创新,并向全球开源,这将对全球科技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成果的广泛应用也可能带来一定消极影响:一是对就业市场产生替代效应,可能形成世界性的就业矛盾,谷歌文档之父史蒂夫·纽曼在最新长文中预测,届时,AI将会取代95%人类工作,甚至包括未来新创造的工作。以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大多是替代人类的大部分体力劳动,但目前的发展证实其可以代替人类的脑力劳动,而这将使人类面临生存、就业、家庭、道德、伦理等层面的挑战。二是前沿技术在战争场景中应用带来的威胁。若低轨卫星、无人机、机器狗、机器人等在战争中得以广泛应用,将使战争升级或高度科技化,其应用的无序性和不可控性,可能给人类生命安全和地球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三是教育、科技、文化、学校等形态、业态或者生态在未来或将得以重构。例如,教育场所、教育方式、人们的工作方式、工作场所等可能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当前,一些城市写字楼空置率逐渐上升,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企业总部转移或人口流动,而未来即使没有上述因素的影响人们也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居家办公。四是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应用可能会出现失控、失序的现象。美国原始创新能力的优势较为突出,在其遏制其他国家科技崛起相关政策的影响下,大部分国家在一些领域的落后趋势可能越来越明显,世界可能出现少数科技巨头形成科技霸权的新格局。这种科技霸权叠加原有的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可能将构成更加稳固的霸权格局,或对其他国家形成碾压式的优势。从长远来看,科技霸权对世界经济的破坏性将大于贸易战、金融战、舆论战乃至几近疯狂的制裁,这也是未来十年科技革命带来的可以预期的影响。
第四,未来十年全球气候环境变化加剧,将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一是海平面上升。思韦茨冰川总共约有48万立方千米的冰储量,如果全部融入海洋,可使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65厘米,这将导致南极洲西部冰盖大面积消失,造成海平面上升3.3米的灾难性后果,进而将威胁到美国纽约、印度加尔各答等城市。二是火山爆发频繁。近年来,全球每年平均有约50到70次火山喷发,美国、智利、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等国家火山喷发越来越频繁。三是海洋污染加剧。除了工业粉尘、塑料等污染,核污染水排放还在继续。自工业化前时代以来,海洋酸度已增加30%,预计到2100年将达到17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24年海洋状况报告》显示,沿海物种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公海的酸度不断上升,沿海水域的酸度也剧烈波动,导致幼年动植物无法生存。由于氧气含量减少,全球海洋大约有500个“死亡区”被确定,在这些区域内几乎没有海洋生物存活。四是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地区正面临严重的干旱问题。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最新报告指出,1990~2020年的30年里,全球约有77.6%的陆地变得比之前更加干旱,同时,全球旱地面积增加了约430万平方公里,面积几乎比世界第七大国家印度的三分之一还大。如果全球变暖趋势持续下去,到21世纪末,将有近50亿人受到干旱的影响。五是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一些原本稳定的冰架出现断裂、崩塌的现象。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报道,位于南极洲西部、被称为“末日冰川”的思韦茨冰川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崩塌,叠加前些年的冰山融化,将导致全球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第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创造金色十年,为世界发展和经济繁荣提供最大的、可持续的公共产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响应及深度参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建国家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开展了3000多个合作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助力4000多万人脱贫,推动港口、机场、桥梁、管道、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落地,为世界各国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与合作机遇。未来十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继续成为全球发展的“催化剂”,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为指引,以互联互通为主线,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建设重大标志性工程和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全球共赢发展新空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念转化为行动,并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在国际格局重塑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南北关系、东西关系将继续调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南方”国家幅员占世界陆地面积70%以上,人口数量及过去20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均高达80%左右。相互学习、借鉴和帮助的“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多极化进程中最具潜能的力量,将在全球政治经济的调整和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非洲埃塞俄比亚为例,在国家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主要依靠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近年来,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不断深化合作,两国合作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助力埃塞俄比亚经济社会发展,使其成为东非第一大经济体。1991年起至今,埃塞俄比亚以中国模式为模板,全力复制亚洲式工业化道路,积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制造业,被西方媒体称作非洲版的中国经济。麦肯锡相关报告指出,大部分非洲人认为中国在当地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力,从制造业到基础设施,现在已扩展到公共卫生、教育和互联网经济等领域。
特朗普再度执政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走势将决定中美两个大国乃至世界的前途命运。近年来,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跌宕起伏,但总体保持稳定。特朗普再度执政,中美关系会走向何方?这不仅取决于过去两国关系既有的客观存量,更取决于面向未来创造的新增量。特朗普完成了从政治素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转变,不仅实现了从“推特治国”到谋划美国战略布局的转变,也实现了从凭借个人力量到依靠组织团队力量的转化。由于美国共和党已在众议院拥有多数席位,且在最高法院拥有优势话语权,这意味着特朗普将强势掌控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政府分支,成为“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未来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将深刻改变美国和世界局势,既可能给美国、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带来若干机遇,也可能带来冲击甚至灾难。我们要以坚定的自信和战略定力,从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积极因素,开创中美合作新局面,同时也需做好应对可能出现的疾风骤雨、惊涛骇浪的准备。
特朗普对改善中美关系释放了积极信号,可转化为两国加强合作的重要机遇。第一,表示高度重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并期待尽快见面商讨大事要事。特朗普打破美国150年以来的惯例,邀请中方高层出席其就职典礼,释放了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和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2025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两国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可以成为伙伴和朋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特朗普则表示,很珍视同习近平主席的伟大关系,希望继续保持对话沟通,期待尽快同习近平主席见面。此外,特朗普曾在海湖庄园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和美国可以一起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很重要。”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特朗普当前对中美关系的潜意识,即世界正逐渐趋向于形成两国集团(G2)的发展态势。
第二,表示解决乌克兰危机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乌克兰危机的妥善解决仅凭美国一国之力将难以做到,需要中国参与并推动。特朗普在其个人账号发文呼吁俄乌双方尽快停火并展开和谈,并表示中国可以对此提供帮助,这是其在共同推动和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向中方释放的积极姿态。美国拜登政府支持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拱火浇油、采用极端方式全面制裁俄罗斯,已经达到了“一石四鸟”的作用,即重创俄罗斯、重创欧洲经济、重创欧元地位、重创乌克兰。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方始终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一方面劝和促谈,派出特使进行斡旋,在联合国和多个多边组织中,推进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多次呼吁俄乌停火,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提出了12条中方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国家立场。中国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对话一边、历史正确一边,所做的工作与努力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赞赏,亦理应得到美国的尊重和重视。2025年2月18日之后,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等地举行会谈,美俄就解决两国间“棘手问题”和结束乌克兰危机等达成四点共识,同时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利益攸关方国家也认识到,推动乌克兰危机尽快走向和平谈判,仍需中国的积极参与与合作。
第三,美欧分歧加深,特朗普不仅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还威胁退出北约,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拜登政府时期通过推动北约向亚洲扩张对我国形成的外部压力。美国与其北约盟友之间的关系历来错综复杂,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与北约的合作关系十分密切,而特朗普再度执政令双方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2024年12月,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如果盟国不“支付各自的账单”,他“绝对”会考虑退出北约,并表示他将要求北约国家将国防开支提高至GDP的5%。虽然不能排除特朗普威胁“退出北约”的言论,只是极限施压和谈判筹码,但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矮化、边缘化北约。北约于2014年设定了在GDP中占比2%的军费标准,达标期限是十年。根据最新评估,2024年北约32个成员国中已有23国的军费达到或超过这一标准,其中包括16个欧盟成员国,还有9个国家尚未达标。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新一任期内北约的团结和战斗力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将会下降,北约向亚洲扩张的意图会受阻,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由此在我国周边形成的压力。而北约一方面仍在积极争取特朗普支持,另一方面也在寻求自力更生,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国家需要重新考虑其支出重点,北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升至3.6%或3.7%。总体来看,由于缺少领头羊式的国家及其领导人,欧洲国家基本不具备独立领导北约的可能性,如果美国降低对北约的支持程度,其可能再次出现马克龙所说的“脑死亡”。
第四,特朗普再度就职当日,发布了一份“优先事项”以及46项“总统行动”,涵盖各类行政令、备忘录等,在任职两个多月时间内,又推出一系列政策。主要表达了四个明确的意向:一是把解决国内问题作为当前执政的重中之重;二是不再承担相关的国际责任,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首次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将尽快采取适当措施,暂停向世卫组织提供任何来自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和资源;三是停缴世贸组织一切费用,并于4月2日宣布对几乎所有全球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四是把战线暂时收缩到北美地区,通过扩张创造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另外,特朗普发布行政令,给予TikTok“不卖即禁”法律75天宽限期。同时,特朗普提出将与TikTok合作制定一项长期解决方案,确保TikTok继续“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合作方式获得TikTok一半的股权。TikTok在美国运营多年,深受美国用户的喜爱,在促进美国国内就业及拉动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企业的投资已占到TikTok企业总投资的60%,上述行为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美国法律的企业行为,美国政府不应以政府合作的方式进行劫掠。
第五,特朗普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与拜登政府有一定区别。特朗普明确表示,自己从未承诺要“协防台湾地区”。显然,在特朗普看来,台湾地区需更多地交“保护费”,或者成为美国军品的倾销地。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台军售金额创纪录,高达183.3亿美元,是拜登任内的2倍之多。但这与拜登执政时期再三挑战中国的底线、把台湾地区作为遏制中国的一张“主牌”有所不同,台湾地区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并非核心利益,只是被美国利用的棋子和交易的筹码。可以预判的是,特朗普政府利用台湾地区制造亚洲版“乌克兰危机”的可能性下降。但也应看到,特朗普团队内部仍有部分高官主张支持台湾地区,特朗普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近日发言称,不但要加快对台军售武器的交付,还要帮助台湾地区遏制中国大陆带来的“威胁”。而特朗普提名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则是对台湾地区实施所谓“焦土策略”的支持者。此外,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在其所有对华遏制政策失败并在美国受到反噬甚至威胁到其执政地位时,可能将台湾问题作为“最后一张牌”。
第六,特朗普正在逐步实施其竞选期间提出的对华遏制的极端措施。但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对几乎所有全球贸易伙伴加征关税,这既引起了“世界关税大战”,也对美国自身不利,已经引起全球特别是美国市场恐慌与经济下滑,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重新调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创造了机遇。特朗普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但要求雇佣美国人。中美经贸合作和产业合作对双方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和投资安全,中美之间直接在美国本土开展产业合作,延长中国头部企业在包括美国境内的境外地区构成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助于使中国企业在国内形成的对美贸易额转化为在美的市场销售额,这既可以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又有助于减少中国与美贸易逆差,也使两国间的合作方式更加多样化。
特朗普施政风格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第一年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第二年因其对华发起了以贸易战为主轴的战略攻势,两国关系急转直下。拜登政府时期延续特朗普对华遏制战略,以科技战为主轴叠加贸易战、金融战、舆论战等,形成了对华遏制的整体战略框架。在“特朗普遗产+拜登遗产”的基础上,特朗普再度执政后虽然在开始时释放了一些对华缓和的信号,但仍无法排除会发生其第一个任期之内类似的政策转向,即交替使用金融战、舆论战、外交战、科技战等综合手段加剧中美之间的竞争或博弈。因此,我们既要积极抓住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释放的积极信号和机遇,更要看到两国未来发生更加激烈的战略博弈的可能性。
第一,特朗普重拾“关税大棒”挥向全球,相关国家和经济体必然进行反击,加之美国面临的国内外矛盾,预计美国会出现“六高”的情形。所谓“六高”:一是高关税。特朗普上任后两次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额外关税,4月2日,宣布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34%“对等关税”,4月9日,宣布再对中国有关产品再加征50%关税,致使中国输美商品平均税率达104%,4月10日,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进一步提高至125%。4月15日,美国白宫网站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中提到,中国出口美国的个别商品累计各种名目的关税已达到245%。中国对此强力反制,自4月12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84%提高至125%;在世贸组织就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对等关税”措施提起诉讼;对钐、钆、铽、镝、镥、钪、钇等7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相关医用CT球管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将16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11家涉台军售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暂停美国2家禽肉企业产品输华和4家企业高粱及禽肉骨粉产品输华资质。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也推出反制措施,美国将贸易战作为武器,不仅破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贸易体系,而且将导致美国关税高企、商品短缺、民众恐慌等一系列负面后果。
二是高通胀。为应对通货膨胀,美联储自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连续11次加息,当前美国通胀率降至2.5%左右。美国此次对中国、墨西哥及其他100多个与美国有贸易逆差的经济体加征所谓“对等关税”,将使美国通胀率迅速上升到8%以上。据彼得森研究所的研究,仅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对中国加征的高额关税,就使美国通胀率上升1.3个百分点,照此推测,对中国加征104%关税将使美国通胀率增长5.4个百分点。而若对所有贸易国都加征高额关税,必将使美国通胀率再次攀登高峰。
三是高债务。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时美国国债达到27万亿美元,拜登卸任时超过了36万亿美元,如果落实特朗普提出的经济刺激政策,美国国债会增长7.5万亿美元,则美国国债将高达44万亿美元,甚至可能会超过50万亿美元。美国新任财长贝森特提出,到2028年将美国政府预算赤字率降至3%的目标,但根据CBO预测,2025~2028年美国赤字率预计为5.2%~6.2%,远高于这一目标。美国外债情况自次贷危机以来也持续恶化,2023年,美国净海外债务达到20万亿美元,占GDP的70%,这一规模和比重分别比2006年上升了10倍和4.3倍。2020~2024财年,美国联邦预算支出持续保持在6万亿美元以上的支出强度,2024财年的支出为6.8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5年1月23日发表的报告预计,到2049年美国债务将超过整个美国经济规模的2.3倍(目前约为1.24倍),暴涨的美国国债在利率高企的情况下将使更多的美国银行陷入“抽水效应”,进而使得美国金融体系的信用裂缝继续扩大,削弱美元作为全球金融秩序基石的作用,并破坏美国国债作为世界资产价格之锚的共识。此外,美国国债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严重背离现象。自1993年以来,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的季度增速中枢维持在约7%左右,而同期美国名义GDP增速则稳定在4.6%左右。这意味着美国的宏观杠杆率(即存量债务与GDP的比值)难以得到有效抑制。
四是高利率。如果美国难以解决高通胀问题,必然会使宽松的货币政策难以实现,紧缩的货币政策急转直上,并继续维持高利率政策。但持续的高利率政策必然增加美国财政支出,进一步增加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美国新政府尚未公布的一份情况说明书呼吁,主要联邦机构应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操纵行为进行打击,日本、德国和新加坡已经在美国财政部的汇率行为“监测名单”上。未来可能有更多的贸易伙伴被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而在这之前美国将维持高利率政策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使美元对从欧元到日元的所有货币都处于高位,巩固其在每天交易额达7.5万亿美元的外汇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美元从降息转向进一步升值的前景,可能引发全球新一轮政府干预汇率以支撑本国货币,这将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冲击。
五是高度虚拟化。当前,美国金融正处于高度虚拟化状态,这也带来了三个潜在的隐患。第一,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早已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数倍。迪朗指出:“从1989年到2013年,每天在交易所交换的资金额从6200亿元增加到53440亿元(目前超过7.5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与商业或投资活动相对应的交易与纯粹金融性质的交易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该期的开端,后者是前者的70倍,到末期则是100倍。”而2013年至今及未来美国金融的虚拟化,将百倍甚至千倍增长,直至最后可能崩盘。美联储数据显示,美国金融衍生品规模目前已经超过6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年GDP总量的6倍。再加上美国即将突破36万亿美元的国债,整个金融体系犹如“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高度虚拟化的第二个隐患是美国可能将比特币作为战略性资源。比特币是完全虚拟的货币,没有任何实物做支撑。2025年1月18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宣布推出个人Meme币特朗普币($TRUMP),1月19日,其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她的加密货币梅拉尼娅币。这使得特朗普家族在一个周末内就成为加密货币领域的亿万富翁。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未来有可能动用总统权力,让美国财政为虚拟货币接盘,而这一情形的出现,将使虚拟货币的泡沫化风险转移至美国政府。一旦金融危机爆发,虚拟泡沫破裂,已经受累于美债危机的美国政府将会遭受更大冲击。
高度虚拟化的第三个隐患是美国股市泡沫。目前美国股市泡沫高企,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以及拜登政府时期都高度注重维持股市上涨态势。2025年2月17日,道琼斯指数达44546.08点,纳斯达克指数达20026.77点,标普500指数达6114.63点,均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虽然近两月内美国股市受特朗普极端做法影响而暴跌,但仍然处于历史高位。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高度重视股市带来的繁荣效应,而其再度执政后也已经发出明确信号,会让资本市场作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标志,可以预判,特朗普政府将会持续采取多种措施推高股市和债市,但股市和债市一旦崩溃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灾难。
六是高烈度冲突。第一,美国国内冲突加剧。特朗普上任后虽然实现了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控制,但是民主党仍会积极采取行动,未来美国两党冲突、移民冲突、政府精简雇员造成的冲突等,可能会达到更高烈度。第二,美国对华科技打压将进一步升级,中美科技竞争博弈激烈程度加大。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升级了对华出口管制和实体清单,增加了半导体设备、材料加工、电子电信、信息安全、传感器和激光器项下的产品出口管制措施,实行出口管制清单和出口许可证制度。2018年,特朗普修订《2018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强化对美国核心技术外流的管控。在出口管制的基础上,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援引“实体清单”旨在精准打击中国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对被列入清单的实体设置了特别的许可证要求,并对大多数申请实施“推定拒绝”。
拜登政府继承并升级特朗普对华科技打压的烈度与力度。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推出的投资限制、出口管制和实体清单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出口管制范围和实体清单条目,加大了对华高科技企业的制裁力度。与特朗普政府侧重提高关税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吸引半导体企业在美国投资建厂。主要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制定《芯片和科学法案》,法案提出,将提供约527亿美元的资金补贴和税收等优惠政策;除对芯片产业补贴外,该法案还提出将对前沿科技的研发进行拨款,涉及资金共计2800亿美元;设置“护栏条款”,禁止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半导体企业未来10年在中国和其他“被关注国家”(包括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扩大或新增先进制程的半导体产业的投资。二是力图联合盟友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推行“去中国化”,一方面,与日本、荷兰组成“三国联盟”限制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及相关技术对中国出口,将14nm及以下先进制程的制造技术和设备作为重点,阻止中国企业获得用于高端芯片制造的关键工具和技术,如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生产的高端光刻机等半导体设备;另一方面,推进《印太经济框架》,力图利用一些国家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行替代。
几年的实践证明,无论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还是拜登政府时期,其对华科技遏制的手段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将倒逼中国加快补短板、锻长板、换赛道、创增量。近年来,中国的科研投入和技术创新速度,已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尤其在人工智能、5G、半导体等前沿领域已开始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并具备与美国进行结构性抗衡的实力。据彭博社统计的近10年全球13项关键技术的发展情况,截至2024年,中国已经在其中5项上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在另外7项上也是全球市场的有力竞争者。我国已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近年来,我国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带动生产力显著提升。
特朗普再度执政后,针对中国已经取得结构性突破的领域,美国或将放弃或减缓制裁,但也不排除在目前美国还拥有绝对优势的科技领域对华实施全方位制裁或者强化遏制。虽然特朗普在其再度执政后废除了拜登政府时期的大部分行政令,但仍继续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实施全方位制裁,包括晶圆制造、芯片设计等环节,以使中国企业难以获取关键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在“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基调下,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采取强硬手段迫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欧盟等共同限制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发展。当然,相较于拜登政府时期的大规模产业补贴政策,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在国际上提高关税、在国内降低税收,推动半导体等制造业回流或者转移到美国,迫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企业在美国设厂。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在其新的任期内将进一步升级对华半导体产业的围追堵截,对成熟制程和先进制程实施全方位制裁。此外,在美国具有优势的低轨卫星、生物医药、航天科技、金融科技等领域,美国也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科技霸权,以作为其全球霸权的新支柱。
中美博弈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本质是中美两国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胜负关键在于中美各自的创新创造能力的培育,以及国内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提升。2025年1月23日,特朗普宣布成立其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以带动美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创新和竞争力。特朗普还宣布了一项名为“Stargate”(星际之门)的人工智能(AI)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计划未来四年投资5000亿美元发展AI,以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虽然鉴于政策环境、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政府以往大型科技项目建设的经验教训,这个雄心勃勃的远景目标不一定能够实现,但从中可以窥见特朗普政府展开科技竞争的决心与态势。由此可见,中美博弈的关键不在于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和“科技战”之后中国是否“报复”的问题,而在于中美各自能否打出自己的“优势牌”并发展出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最终达到科技发展的领先水平。例如,人工智能开源与闭源的博弈将持续影响AI市场的发展,科技创新究竟是停滞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形成“小院高墙”,还是打开人为设置的壁垒,激发所有创造者、使用者的动能,通过合作创新不断取得新的突破。DeepSeek向全球开源,将模型的源代码、训练数据等全部公开,允许开发者自由地使用、修改、分发和商业化该模型,与美国公司的闭源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举措极大地降低了AI开发的门槛,让更多有能力的开发者和组织能够参与到模型的改进、定制和二次开发中来,为全球AI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从创新的维度看,开源对于DeepSeek而言,是一场汇聚全球智慧的盛宴,这种高效创新模式能让DeepSeek在技术迭代的道路上不断向着更高的技术巅峰攀登。从国际合作与交流层面看,DeepSeek的开源展现了开放、合作和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技发展模式,将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和团队与其开展合作,促进科技资源的全球流动和优化配置。未来,开源模式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形成更加繁荣的AI开源生态。随着DeepSeek开源后应用的推广,中国几百个大模型将陆续推出,海量的数据反馈将会生成。这些数据能够进一步优化算法,提升技术水平,形成良性循环。而与之相对的是,在闭源模式下,谷歌、OpenAI等美国科技巨头,通过控制模型的源代码、训练数据等关键要素,构建起围绕自身技术的商业生态和壁垒。这种模式虽然能让企业拥有对自身AI技术较大的主导权,并通过API让其他企业和开发者有偿使用服务,从而获取高额利润,但也限制了技术的传播和共享。
近期中美科技博弈中的一些典型事例,也再次说明了全球科技创新理念亟待变革。从TikTok“数字难民”涌入小红书,到特朗普签发行政令恢复TikTok在美运营;从美国先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调查DeepSeek,称它存在所谓的“安全隐患”,使其遭遇来自美国的猛烈网络攻击,到红客联盟、华为、360集团等顶尖力量组成“AI安全守护联盟”,成功抵御了黑客对DeepSeek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再到英伟达、微软和亚马逊这三家美国科技巨头,宣布接入DeepSeek-R1模型;从DeepSeek与华为云携手联合首发,并正式上线基于华为云昇腾云服务的DeepSeek R1/V3推理服务,到苹果与阿里合作开发iPhone的AI功能。在上述一系列科技竞争与博弈中,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脱颖而出。这是一次代表正义与非正义、前进与后退、科技跨越国界服务全人类还是作为武器服务霸权理念之间的较量。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科技创新正在形成新的标准,重塑世界经济与科技版图,形成大国竞争博弈的新筹码,并深度调整全球性生产关系,世界各国也将在比较中重新认识世界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二,对现行国际秩序体系的冲击性、破坏力趋于增强。纵观人类历史,一个时代的变迁意味着不断打破旧的秩序与规则,从而形成世界格局新的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秩序,是由美西方主导建立并主导组织运营与管理的,体现了美西方霸权利益最大化。改革开放近50年来,中国在美西方主导的秩序下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或价值观与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不同,由此引发了美国的疑虑、焦虑与恐惧,于是他们开始转而打破自己主导建立的秩序。特朗普再度执政后在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执政目标与战略指引下,将进一步打破现行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其深层次动因在于:一是美国已无法有效控制或利用现行的国际秩序;二是现行的国际秩序已难以保障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三是在现行国际秩序下,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崛起,美国已经呈现颓势。
无论是拜登政府时期提出的重建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还是特朗普任期内提出的在全球战略收缩而在北美地区重新打造世界最大帝国,实际上都是重构世界秩序的“大国竞争”,也是重建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选择与行动。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的调整与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激烈斗争。尽管美国主导的西方联盟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一致,但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原则却难以被其西方盟友所接受,且其反全球化的对外政策倾向与盟友存在巨大分歧,可能导致美欧关系的裂痕不断加深。因而,特朗普政府重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努力及在各个领域坚持“美国优先”,可能进一步冲击现有国际秩序并将使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大逆流。
推动中美两国形成建设性、可持续、长周期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
当前,中美关系处在重要的转折和选择关头,我们一方面需要积极应对美方释放的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推动中美两国化干戈为玉帛,将对我国不利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对华战略并未发生根本转变。中美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可以成为伙伴和朋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将影响人类前途命运。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寻求合作。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协同合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通话中,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当前最为紧迫的是两国需加强合作与协调,推动包括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局部冲突与战争的解决。此外,双方应共同探索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这不仅能有效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还能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动力,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发展。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各国人民共同心愿。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两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40%,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40%,两国总计占IMF一篮子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SDR)的比重超过50%,两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多年居于世界首位。中美两个大国应该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引擎,特别是美方必须放弃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和打压。近年来,我国实行对原产于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适用税率为零的特惠税率,扩大了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连续七年举办进口博览会,不断向世界各国开放中国市场。美国应该与中国相向而行,对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作出贡献。
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包括但不限于贸易不平衡、技术竞争、地缘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分歧。但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并未减少,而是逐渐增多了。不断开拓两国经贸合作的新机遇,是双方各自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助力而非阻力。中美两国可以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增加相互有效投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空间治理等方面展开合作。中美两国应超越分歧、搁置争议,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与长远眼光,共同致力于通过对话与合作来扩大双方经贸合作的“蛋糕”,由此将产生巨大的互利共赢效果,规避因冲突和对抗对双方乃至世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共同推动中美两国加强深度科技合作。2024年12月13日,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换文签署了《关于修订和延长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议定书》,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自2024年8月27日起延期5年。该协定仅涉及政府间合作,不包括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更新后的五年协定包括一个解决争端的机制,以及在一方未能改善任何违规行为的情况下终止协定的条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技术协议,是1979年华盛顿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两国签署的第一份双边协议。彼时的中国在科学领域处于落后状态,美国将该协定视为影响中国行为和发展轨迹的一个途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合作与发展,中美两国已同时成为对方最大的科研伙伴和最大的竞争对手。当前,中美两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纳米科学等领域都具有全球领先的实力。这一协定的续签增加了特朗普再度执政后中美两国深化科技合作的概率。近年来,中国在科技创新上不断取得突破,中美科技博弈愈加激烈,这也说明加强深度科技合作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和世界科技进步的未来发展方向。
共同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与合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关系发展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无论是持续进入美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为躲避TikTok禁令涌入小红书的美国网民,都充分说明两国人民交流合作的根本愿望没有改变。当前,中美两国都在追逐各自的发展梦想,都致力于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更需要双方相向而行,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例如,2024年,中美关系的一大亮点是“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1.6万余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实现对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全覆盖,显示出青年一代加强交流互动、增进相互了解的愿望,将播下两国友谊的种子。中美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维护世界安全稳定等多个领域都大有可为。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确定性成为全球稀缺资源。中美作为两个世界大国,要以充分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走出一条新时期大国相处之道,让中美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各国人民安心。当前,特朗普政府仍坚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议程,强调美国优先,这将进一步侵蚀美国全球主义的根基,国际多边主义机制受到的挑战也将趋于强化。鉴于此,一方面,我国应在文明交流对话中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推动其获得广泛的国际共识;另一方面,也要尽最大努力推动美国能够再次承认并参与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尊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利益,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共同推动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