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美国认为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定义进行调整，让“更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做出新承诺，承担更多责任。在新贸易规则达成前的谈判中，应该打破发展中国家例外规则，提升谈判效率。在实践中，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应该一事一议、视情而定，不应一概而论。

（四）缺乏透明度。WTO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监测每一成员遵守不同贸易协定的情况，不断提升WTO透明度。在补贴、农业支持政策、数量限制、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检验检疫等问题上，一旦一国采取了相关措施，应该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实现政策的透明度，但许多国家出台相关措施并没有履行好告知义务。在政府补贴问题上情况最为糟糕。这也阻碍了WTO成员对相关国家的贸易政策进行审议与检查。美国如此关注、并在该问题上采取行动，其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补贴不透明。2017年11月的WTO部长级会上，美国提出提高WTO透明度的建议，并主张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成员进行点名羞辱或惩罚，但未得到足够的支持和讨论。2018年11月，美与欧、日、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发表声明，再次主张对“不合规”、政策缺乏透明度的国家进行惩罚。

（五）中国是WTO的“震源”。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充分履行入世承诺，WTO也缺乏规制中国的办法。莱特希泽称，中国通过补贴、打造国家“冠军企业”、强迫技术转让等扭曲市场政策来发展本国经济，对全球贸易体系构成威胁，WTO却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美国驻WTO大使丹尼斯·谢伊认为，WTO当前危机的主要“震源”是中国，它的贸易扭曲、非市场经济制度与开放、透明、可预测的国际贸易体系不兼容。美国始终认为,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让美国等WTO成员利益长期受损。

三、美国推进WTO改革的路径设想

特朗普政府以退出WTO为威胁，以强力推动诸边和部门贸易谈判为抓手，最终用“单边”“局部”倒逼“整体”，以“诸边”带动“多边”，以“双边”高标准打造WTO新规则，重塑符合美国利益的多边贸易体制，掌控WTO新规则的制定权。

（一）直接施压威胁，要求WTO进行全面改革。一方面，以退出WTO为“砝码”，欲赢得战略主动。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发生重要调整，焦点从“多边”转向“双边”，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同时，美国并未放弃“多边”。USTR《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明确强调，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建设更好的多边贸易体系，并保持在WTO中的积极活力。因此，特朗普自竞选以来多次扬言退出WTO是以退为进，在多边领域运用极限施压手段，把退出作为促进WTO改革、维护美国利益、摆脱国际责任、巩固美国对WTO主导力的求变“砝码”，真实意图并非退出。美国国会研究局报告显示，特朗普退出WTO亦有难度，从程序上需要参众两院批准，而且会导致美国经济成本上升，国际领导力减弱，面临更加孤立的窘境。此外，特朗普政府扬言退出的行为意在凸显WTO规则对美国的“不公平”，以此占领WTO改革的道义制高点，打造改革路径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以受害者、引领者的双重身份掀起新一轮WTO改革的浪潮。

另一方面，以拖延上诉法官任命为“砝码”，实现“让美国获益”。特朗普执政以来，屡次阻止上诉机构新法官遴选程序。2018年9月，毛里求斯籍法官斯旺森第一任期到期，美国蓄意阻止了他的第二任期，导致上诉机构仅剩3名法官。根据WTO规则，任何案件受理最少也需要三名上诉机构法官，这意味着上诉机构已经到了瘫痪的边缘。2019年12月，印度籍法官巴提亚、美国籍法官格莱姆第二任期也将期满，如果年内各方还不能就此问题达成一致，WTO争端解决这一重要功能将消失，WTO会面临最现实的生存危机。2018年12月，美国以法官任命、审查程序等不合理为由，再次拒绝中、欧、印等联合提出的上诉机构改革方案。美国似乎做好了两手准备。一种是让上诉机构彻底改变，并捆绑透明度议题。通过让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停摆为“砝码”，迫使上诉机构在审查时限、法官任职、裁决程序等方面做出根本性改变，约束上诉机构“越权”干涉美国内法，颠覆性地重塑有利于美国的争端解决机制。WTO高官透露，特朗普打算以上诉机构成员数量低于三人作为“砝码”，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寻求WTO改革方面的影响力。如果美国提议的提高WTO透明度和告知义务的建议没有获得所有成员方同意，美国就不会在上诉机构法官任命问题上配合。另一种是让争端解决机制名存实亡。若无法让争端解决机制做出颠覆性改革，就让其陷入僵局，阻碍其对美国做出不利裁决，摆脱有关规则对美国采取单边贸易行动的束缚。

（二）推动诸边和部门贸易谈判，应对WTO多边谈判停滞不前。当前，美国把推动诸边、部门贸易谈判作为破解多边经贸僵局、解决运行效率低下的动力。特朗普政府希望与部分WTO成员进行“自由、公平、互惠”的贸易谈判，并就具体问题先行达成诸边协议或部门协定，再让其他成员加入，进而推动WTO规则的重塑。2017年12月，USTR表示，WTO新的方向应该是通过“志同道合”的国家达成诸边贸易协定，进而提升全球贸易水平。

执政以来，特朗普政府经济外交“逢奥必反”。原本由奥巴马政府竭力推动的WTO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和环境产品协定（EGA）谈判，特朗普毫无兴趣，使其陷入休眠状态。但同时，他却力主推动几个诸边和部门贸易谈判，并最终以“局部”带动“整体”、以“诸边”带动“多边”，塑造并主导新的WTO规则。

1.推动渔业补贴谈判。WTO成员希望2019年初将渔业补贴谈判从建议讨论阶段推进到合并文本谈判，并于2020年达成协议。特朗普对渔业补贴问题表现出兴趣，致力于打造更强大、更透明的新规则，目标直指中国等新兴市场，意在约束“不公平”补贴行为，保护美国渔民的利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渔业资源中，有31%的鱼类被过度捕捞，60%已达充分捕捞。美国认为，中国和印度等“破坏性”的补贴助长了过度捕捞等“非法”行为，导致渔业资源过度开发。USTR的报告称，美国政府将敦促各方达成一份旨在提高渔业补贴项目透明度的协议，中国和印度等全球海产品生产、出口和补贴大国将不能得到相关协议的豁免。美国已经把渔业谈判看做是WTO合法性和推动贸易谈判的“试金石”，如果中、印仍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寻求特殊和差别待遇，美国对WTO框架下的部门贸易谈判动力或将减弱，将主要谈判精力转向其他方面。

2.重置农业谈判。美国欲重新激活WTO框架下的农业谈判，主张降低农业贸易壁垒、提升农业透明度。美国表示愿意与其他WTO成员合作，从四个途径推动WTO农业谈判：一是共同分析并找出当前农业贸易面临的问题；二是确定WTO应该解决的高关税、扭曲补贴、非关税壁垒等不公平农业贸易行为；三是找出近年WTO农业谈判失败的原因；四是设计新方法，在WTO框架下解决这些问题。

3.支持发起电子商务谈判。电子商务谈判涉及71个WTO成员，占全球贸易总量的77%。伴随新产业与科技革命快速推进，电子商务将释放出巨大潜能。特朗普政府对此高度关注，将电子商务作为美国参与诸边贸易谈判的最优先事项。美方欲以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电子商务章节为基础，设计WTO相关规则。例如，支持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保护源代码和加密技术；防范贸易歧视，反对强迫技术转移或本地化限制，不断降低相关贸易关税；促进网络安全与政府数据透明等。美国希望以此掌控新兴贸易领域的主导权和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