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落实“非禁即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和业务。

第三，完善金融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加快相关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不断完善会计、税收等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同类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优化行政审批，提高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和审批效率。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协调，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做到规则简约透明。

第五，完善金融监管。中外资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都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使监管能力与开放程度相匹配。

四、完善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

金融业开放本身并不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但开放过程可能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复杂性，因此需要不断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2018年以来，中国在金融风险防控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一是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加强了对金融领域相关事项的统筹研究协调，金融委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设立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负责其日常事务；人民银行职能进一步强化，被赋予必要的统筹协调手段；监管资源配置更加优化。二是稳定宏观杠杆率。随着“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2018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为249.4%，比2017年末下降了1.5个百分点。未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比重提升，一部分债权融资会转变为股权融资，有利于宏观杠杆率的稳定。三是规范影子银行。我们出台了资管新规及配套实施细则，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控制。四是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强化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完善了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有效应对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此外，平稳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整顿金融秩序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未来，要适应不断提升的金融业开放水平，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把握各领域出台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形成政策合力。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进一步完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丰富政策工具箱，加强金融市场的实时监测，阻断跨市场、跨区域、跨境风险传染。

三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实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

四是健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探索以存款保险为平台，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2019年我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论是完善金融服务，还是防范金融风险，都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指示精神，稳步推进金融业全面开放，助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谢谢大家！（完）

附：答问环节实录

问题1：美国目前在政治上对金融业开放存在争议，中国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 

易纲行长：中国对金融业对外开放仍存在不同的声音，有支持开放的声音，也有人有所担忧。从我们的角度看，过去中国开放的经验表明，凡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竞争力都变得更强，提供的服务也更优质，而未开放的领域效率相对要低一些。所以我认为金融业开放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中国人民尤其有利，这将允许内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竞争，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所以我们在权衡利弊后认为扩大开放利大于弊。同时，我们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上做好相应的准备，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都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

问题2：感谢易纲行长介绍了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进展，令人振奋。有海外媒体议论，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足，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一方面有利于控制万一出现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可能导致货币政策不够灵活。请您分享自己的看法。

易纲行长： 1995年中国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央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执行得比较稳健。从国内物价看，物价水平保持稳定。从汇率看，人民币是强势货币，20多年来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升值了大约30%，对美元升值了20%多。从资本流入流出和国际收支平衡看，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大约在10%左右，2018年降至0.3%，国际收支大体平衡。

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我们有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等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有能力防控风险。我认为已经可以适应金融业对外扩大开放的需求。全世界不少投资者都希望配置一些人民币资产，适应这一需求需要我们提高投资的便利度，提高法律框架、监管政策、会计制度、税收制度上的透明度。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开放也遵循同样的原理。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可以控制好风险，更适应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更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中国在贸易、投资、服务、旅游等领域已经融入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业开放同样也要做到。

问题3：金融创新，比如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新型金融业务的全球性扩张，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您如何看待在这些领域与其它国家的监管协调？

易纲行长：第一，金融创新是好事，金融创新的一些技术使得成本降低，普惠金融得以推广，老百姓从中受益。第二，金融业务是牌照业务，特别是涉及到从社会公众融资时，应注意风险防范问题，牌照业务必须要强调保护公众利益，保护中小存款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三，金融创新使得各国监管当局的协调非常重要，因为存在很多金融创新，其资金流、业务和资产管理都是跨境的，这使得各国监管当局的协调变得更重要。我们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讨论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跨境进行有效的清算，并且公平地保护各国债权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