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们看到，还有市场驱动的征信服务这只手。目前在市场上，我们已经有125家企业征信机构，还有97家信用评级机构，这些机构80%以上都是民营资本投资兴办的。从2017年以来，为了满足互联网金融领域里面的信息共享需求，还有个人征信的有效供给，人民银行批准了我国首个市场化的个人征信机构，也就是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提到的“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它的股东发起人全部都是民营资本。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目前“百行征信”已经签约接入了600多家机构的信用信息。在这里面，今年1月份已经正式推出了个人信用报告等3项征信服务产品，应当说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能够有这样一个顺利的开局，8家主发起机构，还有互联网金融协会的会员们，都给了很大的帮助。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公司的决策，积极配合数据库的建设，同时也对未来我们征信产品怎么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不断提出新的建议。所以我们希望包括“百行征信”在内的市场化的这些征信机构，能够在创新能力方面、在竞争能力方面快速提升，让市场征信服务这个轮子能够越来越强、越来越大，为我们金融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助推我国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我们看到，从国际收支波动来看，我国目前国际收支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额双顺差现在正在减少，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逆差。请问，这会对我国目前外汇市场和外汇管理政策有怎样的影响？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扩大，未来如何管理外汇市场的波动？谢谢。 

易纲：有请潘功胜副行长。

潘功胜：谢谢你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的观察非常专业。2018年，我国整体国际收支是基本平衡的，但是在国际收支结构方面，发生了一些特征性变化。首先，经常账户方面，我们观察一个国家国际收支结构变化，要拉长一个时间段。在过去十年，我国经常账户更加的平衡。2007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是9.9%，2018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大概是0.4%左右。所以，从一个长周期来看，经常账户更加趋平衡是我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客观反映，是经济转型发展进入的一个必然阶段，同时也是我国居民收入提高、财富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潘功胜：往后看，我们认为，我国经常账户会保持在一个基本平衡的合理区间。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具有成熟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和大量的技术工人，加上正在推动转型升级以及出口市场多元化等，我国货物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服务贸易方面，服务贸易逆差增速在收窄。随着我国国内服务业质量的提升，以及我国生态环境和教育水平等软实力的提升，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变动将会逐渐走向平稳。这是观察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一个层面。

观察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变化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资本项目。资本项目中一个重要的项目是直接投资。随着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服务业对外开放，我国仍然有比较大的潜力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项目中第二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关于金融市场证券投资领域的开放。这些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境外资本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现在仍然处在开放的早期，开放程度仍然不高。我国股票市场上境外投资者持有占比大概是2.7%，过去两年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很快，但是境外投资者持有占比大概是2.3%。所以，这一块占比是不高。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纳入主要国际指数，未来几年，这一块还会增长很快。综合分析，我国收支结构在未来仍然会呈现一个基本平衡的状态。另外，人民银行、外汇局将不断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人民币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之中的作用。

你问题的后半句讲到，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面临的跨境冲击和跨境风险会不会更加大一些。我想，应该会。在推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管理，建立宏观审慎和微观市场监管的双层管理框架。谢谢。

华尔街日报记者：刚才易行长提到了要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区间的稳定，请问保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会不会影响到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如果要宽松货币来稳增长的话，会不会受到稳汇率这个目标的牵制？还有一个问题，您在去年博鳌论坛上给出一个金融行业开放的时间表，请问这个时间表会不会受到中美贸易谈判进展的影响，或者会加快或者有其他的变化？谢谢。

易纲：谢谢，你提了很好的问题。关于人民币汇率，我们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是我们汇率的形成机制是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汇率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实际上，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供求为基础，市场决定汇率，在整个汇率形成机制里面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市场要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汇率是朝着市场方向走。刚才你说到如何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要维持汇率稳定，这里面有矛盾，会不会影响货币政策？在过去这些年的实践中，我们都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货币政策要以国内为主，实际上，我们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主要是价格和数量这些变量，汇率在国内的考虑里面应当是不占重要地位的。我们在国内的货币政策上，比如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多高，都是以国内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为主考虑的。同时，这个过程中有个汇率形成机制对整个经济变量发生影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要处理好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它是市场决定的。中央银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汇率市场的波动和一定程度上的弹性，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我们说一个弹性的汇率，实际上对宏观经济和刚才这位朋友问的国际收支调节起一个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比如说去年，我们说汇率稳定不稳定呢？应该说汇率还是相当稳定的，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最强的时候达到了6.28，最弱的时候达到了6.97，这样一个波动的范围，从高点到低点大概是11%。如果算波动率的话，去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率是4.2%。这个波动率相对于欧元对美元的波动率、英磅对美元的波动率，我们的波动率还偏小。欧元的波动率大概是7%左右，英磅的波动率8%左右，我们只有4%。这反映什么呢？反映了我们的汇率还是相对稳定的。但同时，这个汇率稳定不代表说汇率盯死了不动，汇率必须要有个弹性，有个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才能起到我说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我们在这儿强调，我们决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也不会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或者进行贸易摩擦工具的考虑，这是我们承诺绝对不这样做的。这是回答了你第一个问题。

你刚才第二个问题是开放的时间表。去年习主席在博鳌做了重要的讲话，习主席的讲话中提出，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我们将尽快使之落地。习主席要求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我们坚定不移地落实这个时间表。去年4月，在博鳌我代表中国宣布了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对于11项具体措施的开放都有了具体的时间。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1项措施，大部分措施已经落地了。其中有些有重要的进展，比如说标普公司已经获得了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准入，比如美国运通的筹备申请已经获得批准等。我们说对外的经贸摩擦，应当比较理性地看待，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决定的，这样我们受到的干扰就会比较少。我们相信，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所以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时间表来推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