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节期间，可汗会收到金银宝石、白布、白马等礼品。马可在提到帝国的主流宗教时说，蒙古人当时是偶像崇拜者，在社会上施行宗教宽容政策。可汗们尊重所有的宗教及其信徒，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并参与他们的宗教节日。马可在书中列了一份清单，记录了中国和他到访过的其他国家出产的金银宝石、手工制品和农产品。

在游记中，马可还阐述了可汗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在荒年和自然灾害时，可汗走基层，体察民情，减免税赋，给农民提供小麦和种子。他还披露，忽必烈是第一个发明纸币（“交子”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北宋）的人。众所周知，桑葚叶常用于养蚕，而这种纸币是用桑葚树的内层树皮制造的，且盖有皇室印章被赋予合法性，受国家保护，等同于用金银制造的货币，伪造纸币以死罪论处。

马可还谈到帝国的邮驿系统。他说，一张驿道网将首都和行省连成一体，驿道上建有驿站，驿站由数个庞大的建筑组成。每个驿站备有400匹马，以供使节和公务员用获得充分休息的马匹更换疲劳马匹。

马可还说，可汗们依惯例给使者发放盖有帝国玺印的“金牌”，此牌如可汗口谕，携带者及其随行人员可免费享用驿站的交通工具，各行省长官须为其提供交通安全保障和物资补给。马可因在游记中忽视了中国底层百姓而受到一些指摘，他当时首要关注的是蒙古统治阶级。

让蒙古人，尤其忽必烈受益匪浅的古老的中国文明，马可也只字未提。忽必烈吸取了这一文明的精华，受佛教影响成为一个在人文精神方面有别于其蒙古祖先的人物。让马可饱受批评还有，他没有提到忽必烈的前任可汗们，如成吉思汗和旭烈兀，在横扫东起蒙古，西至伊拉克和沙姆诸国的广大区域期间所犯下的摧毁、破坏、涂炭生灵的罪行。

中国行对欧洲的影响

《马可波罗游记》的扉页上写着一句召唤语，也许是以他的口吻写的，敦促西方统治者们阅读这本书：“皇帝们、国王们、公爵们（duke）、侯爵们（marquis）、勋爵们（lord）、骑士们，所有想了解东方各国人种多样性、王国、行省、州郡多样性的人，请从头到尾读读这本书！你们将发现最伟大、最奇特的民族。”

这本游记确实流传甚广，对欧洲人的文化和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人在书中发现了一笔关于中国历史、亚洲民族及其地理概况、社会组成、政治组织结构的知识财富。同时，西方宗教界也从中受益，听说忽必烈汗施行宗教宽容政策，传教士们涌向中国，修道士约翰·蒙高维诺（据称是第一位来华的天主教教士）还在1307年成为北京的主教。

商人们的运气就更好了。他们踏上了波罗家族曾走过的大路小道，向着马可提到的遍地是宝石、黄金、白银、香料、丝绸等奇珍异宝的城郭和集市进发，马克的书就是他们的旅行手册。

       地理学家们也从《游记》中受益。基于马可的经历和见闻，他们改进、更新了自己的地理知识和亚洲地图，尤其中国地图。马可·波罗游记确实向欧洲人打开了东方的大门，点燃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0-1506年，意大利）和瓦斯科·达迦马（1469-1524年，葡萄牙）等探险家的想象力，让他们为了宝藏和财富向着东方扬帆起航了。因此，也许马可的游记也让西方对东方的历史野心死灰复燃，为近代以来殖民亚洲做了铺垫。

      （本文来自《阿拉伯人》杂志2017年9月第7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