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是外交政策制定和调整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前，在“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的认识背景下，中国的外交战略长期以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指导思想。在邓小平1980年代中后期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后，中国外交政策开始转向国内视角，服务本国经济与民生发展。从“韬光养晦”到“责任担当”， 从“服务为民”到“主动进取”，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政策一直在进行调整，但调整的方向却并不相同。
      目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这背后也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反建制主义风潮涌起，强人政治蔚然成风，逆全球化趋势不断侵蚀全球治理根基，传统国际秩序似乎难以维系。在全球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政策势必要发生调整。但在调整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追问，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近日，界面新闻专访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试图寻找答案。阎学通199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并试图将定量方法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在2013年7月出版的《历史的惯性》一书中，阎学通对未来10年国际格局发展趋势做出了大胆预测，探讨了两极格局形成的必然性。2018年1月，阎学通入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
     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阎学通表示，当前西方新兴的政治思潮在美国是反建制主义，在欧洲是民粹主义，其本质是反对极端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是阻止不了的，而全球治理则将出现衰退趋势，但联合国、IMF、WTO和世界银行五年内还不至于解体。在国际政治无序性更加突显的背景下，阎学通建议中国应该重新认识世界，及时调整外交政策。
      以下专访实录，经过编辑整理，并经受访者审阅。

固守一种外交战略必然失败
      界面新闻：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外交政策历程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什么？
      阎学通：我认为40年的外交政策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8年的外交政策是从闭关锁国走向不断开放，许多外交政策都是从无到有的新政策。例如，中国外交从只服务政治利益向主要服务于经济利益转变，中美建交和在使馆建立经参处都是代表性的标志。
      第二阶段，1989-2001年的外交政策是从摆脱孤立走向融入国际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现中美领导人互访是这一时期的两个代表性事件。
      第三阶段，2002-2012年的外交政策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外交政策从服务于政府走向服务人民，提出了外交为民，扩大了海外领事服务内容；二是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走向并重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海外人员、财产和投资提供安全保护。向海外派遣作战部队参加维和是个代表性的标志。
      第四阶段，2013-2018年的外交政策是从维护海外利益走向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从外交策略所达到的客观效果讲，上世纪90年代最为突出。当时我国实力很弱，面临着西方的全面制裁，从被动转变为主动靠的是及时调整对外政策。我认为，只有一种外交战略是正确的，就是根据客观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战略。固守任何一种既定的战略都必然失败。
      界面新闻：您认为上述几个阶段中国外交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分别是什么？国际环境是不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阎学通：上述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并不都一样。1978年起，我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9年之后外交政策调整是因为我国突然面临着严重的国际孤立。2002年起我国外交政策调整主要是吸取了美军轰炸我国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教训和全球反恐形势的变化。2013年一带一路政策的出台主要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对外投资能力增强以及国内政治路线的变化。所以，有的是内政原因，有的是外部环境原因。如果要抽象出一个具有共性的对外交政策调整的最大影响因素，我认为还是决策者的认识观念不同，不同的决策者具有不同的战略取向。

反建制主义与民粹主义有所不同
      界面新闻：2008年以来，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经济系统首先出现了一系列危机，政治系统也出现了反建制或者民粹主义的风潮，它们似乎成为了全球化的阻碍力量，您如何解释或定义这个现象？
      阎学通：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陷入严重衰退，而且时间较长。在面临相同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能较快地摆脱出来并保持了经济高增长。这种鲜明对照使得发达国家的人不禁发出疑问，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做到而他们的政府做不到。人都是根据结果来判断正确和错误的。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摆脱危机并实现高增长上的明显区别，使发达国家的人们质疑他们政府的正确性，于是对主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产生不满。我认为这是主要原因。
      界面新闻：这样看来，您认为发达国家的转向主要是外因而不是内因导致的？
      阎学通：不只是发达国家社会内部两极分化，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有两极分化，世界多数国家都是两极分化。而且两极分化不是现在有，过去也有，全球化不过是使两极分化比以前更严重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达国家长期不能摆脱危机，人们本来希望过两三年的困苦日子就结束了，结果一直过不去，于是不满情绪就涌现了。如果这时候中国经济也摆脱不了危机困境，西方国家的大众可能会抱怨的少一点，因为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界面新闻：我们经常听到反建制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个概念，他们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阎学通：人们对“民粹主义”有几个共识：第一，这是一个贬义词，可用于描述一种不好的思想观念；第二，内涵所指是不明确的；第三，这个概念的优点是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可以被概括成为同一思想。这意味着民粹主义可以用于很多不同的思想，它没有一个定性的内容或概念，“左”也是民粹主义，“右”也是民粹主义，所以它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这股政治思潮的本质。我曾经说过，目前这股新思潮的本质是反对极端自由主义或称为“反建制主义”。“政治正确”的原则使自由主义走向极端，失去了包容性，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而在西方社会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对立。
      反建制主义是全球化时代产生的一种政治思潮，它和人们常说的民粹主义有所不同。首先，反建制主义并不是反对精英主义，而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精英，他们提倡以观念相对保守的精英取代自由主义的精英。其次，反建制主义只反对自由主义的某些观念和政策，并不是反对现行的政府官僚机构和体制。他们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的移民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政治正确”原则，但它并不反对政治民主体制、市场经济制度和言论自由原则。第三，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强人特点表现为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他们从思想上反对自由主义，但取代自由主义政策的新政却效果不佳，于是在自由主义政策和反自由主义政策之间来回摇摆。 

全球治理一定是衰退趋势  

界面新闻：新一轮的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和之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说反全球化的力量现在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吗？

 阎学通：冷战后全球化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而有些国家借助全球化吸引跨国公司进入，他们的政府也支持全球化，比如中国政府就是从把全球化视为“美国化”转变为提倡经济全球化的。但是，中小企业是反对全球化的，因为全球化把它们伤害了。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什么是逆全球化？它是指政府开始从支持全球化转向不支持全球化。或者说，逆全球化主要是政府行为，而反全球化是民间行为，而且民间一直都有反全球化的力量。
      我们并不能简单说反全球化的力量现在从发展中国家转到了发达国家，而且也不能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矛盾。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都是同时混在一起的。现在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亚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美国看来，中美之间的矛盾就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是美国的一个基本立场。